“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抓住他了”：我还记得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担任美军驻伊最高行政长官的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宣布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被抓获时得意洋洋的口气。布雷默的兴奋可以理解。但这也暴露了一个几十年来一直在持续损害美国外交政策的谬误。可以称之为“邪恶博士综合征”(Dr Evil syndrome)。
这是好莱坞流行的一种观点：杀死或抓住一个“坏家伙”是解决一个复杂外交政策问题的关键。萨达姆被擒并未解决伊拉克问题。而且在上周伊朗最令敌人胆寒的军事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被杀之后，“邪恶博士”理论依然不太可能灵验。
多年来，被美国除掉的“坏家伙”多数都是真正的恶人。那些成功被除掉的目标人物不仅包括萨达姆和苏莱曼尼，还有基地组织(al-Qaeda)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以及利比亚暴君式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终于能够除掉本•拉登这样的宿敌，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令人畅快的事情。即便是绝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的苏莱曼尼，也可以被塑造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在伊朗身上遭受的所有怠慢和挫折的象征。
但过往的事实表明，除掉一个臭名昭著的坏家伙，几乎从未持久增进美国的安全或影响力，而这些通常是衡量外交政策成功与否的标准。部分原因在于“邪恶博士”通常出现在治理严重失灵的国家。除掉他们并不能消除这些国家的各种社会和政治积弊，而一开始孕育出这些坏家伙的正是这些积弊。事实上，除掉他们可能让这些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进一步恶化。
2003年，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曾表示，俘获萨达姆“对一个自由的伊拉克的崛起至关重要”。但伊拉克并未转变成一个稳定的、亲西方的民主国家。相反，它仍然四分五裂、暴力横行，而且越来越受到伊朗的支配。卡扎菲曾是美国的另一个宿敌。美国曾在1986年–里根(Reagan)当政时期–轰炸过卡扎菲的住所。2011年，美国及其盟友选择支持反对卡扎菲的起义，后卡扎菲被国内反对派杀死。但利比亚在随后那些年里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变成了人口贩子和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大本营。
9•11袭击后，对美国而言，抓捕本•拉登在心理和政治上都已成为必须完成的事情。拉登最终被击毙进一步打击了本已遭削弱的基地组织。但伊斯兰主义者的暴力好斗性和恐怖主义已经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尤其是通过“伊斯兰国”(IS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崛起。美国人刚刚击毙的伊朗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曾在镇压ISIS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提醒着人们现实世界是复杂的，与好莱坞大片里演的完全不同。
暗杀苏莱曼尼不能解决美国在伊朗面临的问题，正如处决萨达姆不能解决美国在伊拉克面临的问题一样。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正在Twitter上满怀希望地谈论伊朗“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但即便实现政权更迭（大多数专家似乎都对此表示怀疑），鉴于伊拉克和利比亚的遭遇，美国未必会喜欢由此带来的后果。假设伊朗现政权继续掌权，它很可能成为对美国而言比现在还要更危险的敌手。如今，伊朗人既有机会、也有动机在该地区打击美国目标。伊朗政权还可以倾尽全力发展核武器。特朗普可能发现自己卷入中东另一场他曾誓言要结束的“无休止战争”。杀死苏莱曼尼的恶性后果可能远远超出中东范畴–此举将鼓励其他国家效仿美国。在美国国会对中情局(CIA)冷战期间一些不那么见得了光的行动展开调查后，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的暗杀行动在上世纪70年代被美国定为非法。
美国法律以及国际法都对政治暗杀有严格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坚称，针对苏莱曼尼以及之前的ISIS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的袭击，是针对恐怖分子的自卫行动。但如今，“恐怖主义”的定义可能灵活到足以吸引俄罗斯和中国，如果这两个国家希望效仿美国、利用无人机袭击消灭外国敌人的话，就可能考虑利用这一点。美国禁止将暗杀作为一项外交政策工具，并非完全是出于道义层面的考虑。美国官员也注意到，这一策略常常不起作用，而且还会适得其反。
最终让美国在冷战中获胜的战略，需要的是耐心、克制以及避免寻求快速、暴力解决方案的决心。美国外交政策最早的“智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1947年就提出了这一构想。他建议实施“一种长期、耐心，但坚定且时刻保持警惕的政策，来遏制俄国的扩张倾向”。面对伊朗不那么具有威胁性的扩张倾向，美国本该再次选择耐心和警惕。相反，它再次落入“邪恶博士”谬误的陷阱，而这势必给中东乃至整个世界带来危险后果。(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