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是写足球去吧！”愤怒的读者经常给我这样的回复，有些人说得更狠。我确实写过很多关于足球的文章，不过我也写了很多关于政治的，而且这两样我都打算写下去。如果你从不参加办公会议、新闻发布会或酒会，就能省下时间兼顾这两个领域。同时报道这两个领域也让我看到，一年又一年，政治变得越来越像体育。
我从16岁开始为《世界足球》(World Soccer)杂志供稿。当时每篇稿子的报酬是30英镑。在1980年代，对一个少年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当我在1995年成为一个全职新闻工作者时，我选择了英国《金融时报》，全英国唯一一家没有体育版的报纸，因为我想报道一些重要的事情。
在1990年代中期，世界似乎正走向光明。共产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崩溃了，战争结束了，经济在增长，尽管气候变化开始逐渐引人担忧，不过我相信这帮大人们会齐心协力解决它，就像他们解决了臭氧层问题一样。通过为人们提供更多信息，我为他们做出理智决定贡献了绵薄之力。不过当《金融时报》让我报道货币时，我的热情逐渐消退。在一间不开窗的办公室，打着领带在办公桌前坐了三年后，我辞职了，重返足球报道。
邓肯•汉密尔顿(Duncan Hamilton)出版了一本关于板球专栏作家内维尔•卡达斯(Neville Cardus)的传记，这部出色的著作刚刚获得了今年“威廉•希尔”(William Hill)年度最佳体育图书大奖，书中道出了报道体育的乐趣。卡达斯是曼彻斯特一个妓女的私生子，13岁就辍学了。后来他在曼彻斯特市立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英文经典，成为他所谓的“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未受教育之人”，最终他成了《卫报》(The Guardian)的板球记者。汉密尔顿说，卡达斯意识到，“要想将体育的宏大琐事写好且写得有特色，意味着要注意到人的性格和境况。最优秀的体育报道绝不仅仅只关于体育。”
的确，体育报道还关乎人类运动的美感，关乎胜利与灾难，关乎球迷在支持的球队身上找到认同感。有时，它甚至与政治有关。一个优秀的体育作家不仅仅是个体育作家。卡达斯还是《卫报》的首席音乐评论家。汉密尔顿写道，对卡达斯来说，“写一篇哈雷(Hallé)音乐会的千字评论，和写一篇‘骨灰杯板球对抗赛’(Ashes Test)千字报道没什么区别。”“其技巧不过是对两边都能发表一些新颖的、有见地的看法。”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达蒙•鲁尼恩(Damon Runyon)、林•拉德纳(Ring Lardner)、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这些人全都写过体育文章–我可不敢和这些人比，哪怕是一秒钟–对此也会深表同意。
有些人在文化的“高雅”与“低俗”之间划定了一条严格的界限。他们认为体育是世俗的或愚蠢的题材–所以会有“你还是写足球去吧！”一说–而歌剧或政治则是庄严的或成人的题材。但我跟批评家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看法一样–他从研究歌德转向研究流行文化。他在购物中心、拼字游戏、城市风光和俄罗斯玩具中挖掘着意义。最终我厌倦了专职报道足球。大部分讨论都很愚蠢（体育听众来电广播节目是人类上万年文明的最低点），死忠球迷盲目地发表充满偏见的指责，还有记者招待会，记者们坐着听一个教练骂裁判或复述空洞的口号，比如“一切在于谁更想赢”。2010年，我逃走了，当时英国《金融时报》为我提供了这个专栏。
如今，我感觉就像每周有人给我钱让我教育自己，尤其是自2016年，我以为我了解的那个英美世界天翻地覆以后。我不再相信信息会改变任何人的想法，但是有幸能充分自由地写出我个人关于历史的第一稿评述。读者经常指责我被英国《金融时报》编辑，或者英国《金融时报》的业主，或者更大的阴谋所摆布。遗憾的事实是我真的相信我写的这些东西。今天，点评政治常常让人觉得像在点评足球。大部分讨论都蠢得如出一辙，同样是骂裁判和复述空洞的口号（比如“搞定英国脱欧”）。连陋习都一样：许多人现在的身份认同都建立在盲目支持政治党派上，不论是支持特朗普(Trump)、科尔宾(Corbyn)，脱欧还是留欧。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Huddersfield University)社会学家科尔内尔•桑德福斯(Cornel Sandvoss)称此为政治狂热。
近来，我写的政治类文章被骂得比足球类文章还多。部分原因是体育界结果明确，大家吵不起来。关于特朗普是好是坏，人们可以吵得没完没了；但没有一个人能严肃地说曼联(Manchester United)现在踢得比利物浦(Liverpool)好。我不会只专注足球评论，但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巴塞罗纳足球俱乐部(FC Barcelona)的书。每当我从英国脱欧或气候变化中暂时抽身，试图把握莱昂内尔•梅西(Lionel Messi)击败防守球员的精髓时，我都会感到自己仿佛从低俗文化转到了高雅文化。也许足球根本不是什么世俗的话题。(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