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一个比英国富裕得多的国家的好运吧。经济规模高出逾3,000亿英镑，生产率比英国高出近四分之一，工资通常高出7,000英镑。家庭富足，可以在消费上多花几千英镑，同时公共服务的资源也要充足得多。这个经济体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地区发展失衡和气候变化–但繁荣通常让日子变得好过一点。如果这个想象中的国家听起来既陌生又熟悉，那么它理应如此。如果不是金融危机后失去了十年的经济发展，这就会是当今英国经济的景象。
随着一个糟糕的十年落下帷幕，值得想一想这种反事实场景–不是为了用本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来折磨我们自己，也不是为了重新辩论经济紧缩的是是非非。相反，现在是时候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事情有所不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换句话说，更富足意味着更幸福吗？对许多人来说，这个问题听起来可能有些白痴。在英国的任何城镇或城市走一走，经济停滞的人类成本都显而易见。然而，国家繁荣和个人幸福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现代社会科学中被引用最多和争议最大的发现之一、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认为，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人们往往不会变得更幸福，尽管在一个给定的社会内部，有钱人往往会更满意。
一个原因可能是低迷时期的痛苦远远超过景气时期的收益。正如研究表明，在个人收入方面，人们强烈厌恶损失，宏观经济表现同样如此。估算似乎表明，在发达经济体中，要弥补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1%对个人福祉造成的损害，需要经济增长2%至6%。结果？在一个经济周期期间，各国可能难以取得进展。
然而，就人类幸福而言，国家平均水平掩盖的东西可能和他们揭示的东西一样多。如果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避免痛苦，那么幸福分布的变化，以及它的整体水平，应该让我们感到担忧。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细微之处。根据安德鲁•克拉克(Andrew Clark)、莎拉•弗莱彻(Sarah Flèche)和克劳迪娅•森尼克(Claudia Senik)的研究，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幸福不平等”随着国家逐渐富裕而下降–极度苦难的人群和非常满意的人群都有所减少(美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然而，这种不断缩小的差距往往会在经济低迷期间逆转。在英国，整体幸福水平在危机期间被证明具有弹性，在危机过后有所上升，但弱势群体–失业者、残疾人和学历最低者–的处境恶化。即使在更为景气的时期，幸福不平等下降也有赖于一个社会的公共产品和机构的质量：政策选择是重要的。随着2010年代接近尾声，这十年来人们对幸福和经济之间联系的兴趣激增，对我们驾驭2020年代的风浪有何启示？其中一个潜在影响是，低迷可能比我们先前以为的更具破坏性，而持续扩张时期–最为弱势的群体终于实现就业–更为有益。
充分就业既是经济奖品也是社会奖品。一旦取得就必须严加守卫。在欧洲，失业率上升1个百分点导致的幸福下降，估计是通胀上升1个百分点导致的幸福下降的5倍：在权衡政策选择的风险时，这一“痛苦比率”应该促使政策制定者考虑。负面收入冲击对幸福感造成的伤害，应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体面的收入保险体系，尤其是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英国的家庭收入波动水平高得异常，近年还大幅削减福利。最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聚焦于精神健康、公共卫生和就业支持的新一代服务应该得到充足资源，而不是政治辞令。
展望未来十年，有理由产生一点季节性乐观吗？也许吧。当然风险在于，我们已经学会降低期望值：2010年代降低了我们关于正常的概念。然而一线希望是，2020年代不需要很多东西就会给我们惊喜。如果，尽管有种种逆风，出现了类似更美好时代的形势，我们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更加珍视它们。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们希望乐观主义被用来应对未来十年的新老挑战。(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