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打动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老布什)，需要比从柏林墙(Berlin Wall)拯救数百万人更加震撼的场面。30年前的11月，当德国人奋力推倒这堵墙时，美国第41任总统说：“我不是那种容易情绪激动的人。”这一部分是出于一个60多岁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简称WASP)所固有的沉默寡言，一部分是面对让人捉摸不透的莫斯科时的圆滑。回过头看，美国人之所以抑制住狂喜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刚被夺去的超出了他们的所得。
关于1989年11月9日对世界秩序产生的吊诡后果，人们讨论的已足够多。我们知道了释放民族和宗教幽灵的后果。我们知道了愤愤不平的俄罗斯举起复仇主义的旗帜。人们讨论不足的是美国自己在那天失去的东西。它失去了一个让美国人团结起来的敌人。只要美国面临外部威胁，其国内争执就有一个自然的限度。把国内政治搞得太过头是不爱国的行为。一旦没了外部威胁，甚至没了外部竞争，美国人就可以放心地、无所顾忌地搞窝里斗。党派之争并不始于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倒台，但它确实随着东欧变天而获得新的“活力”。就分裂美国而言，没什么比美国在世界上无可匹敌更有效。
1990年，佐治亚州众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共和党人中散发一份备忘录，呼吁使用更严厉的政治语言。到了1994年，他已经是众议院议长。在1989年之前确认的最后五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四位没有被任何美国参议员投过反对票。在那之后被提名的大法官没有一个获得全票通过。未来几周很可能让最近二十几年的总统弹劾次数比之前两百年还多。
历史不允许进行对照实验。我们不知道如果这堵墙依然屹立，如果其背后的共产主义帝国依然虎视眈眈，美国的政治状况会是什么样。我们所能参照的只有历史事实，而事实很明确：美国内部的对抗在20世纪90年代初明显升温。作家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称老布什是最后一位“正当的”总统。尽管选民们没有让他连任，但没有人把他在白宫主政视为对国家的侮辱。在他的继任者中，三人被反对者指责逃避兵役，一人被指责在美国以外出生，还有一人被指责是由法官任命、而非人民选上去的。
或许总统候选人在1992年左右发生了一种未被理解的变化，可以证明这种敌意的合理性。但更有可能的是，消除了外部威胁让美国人把矛头转向彼此。自1988年以来，没有哪位总统赢得过400张选举人票。没有一名民主党候选人横扫南方。没有一名共和党候选人拿下东、西海岸。自冷战后，再也没有一位代表全国的总统。
冒着离题的风险，我不禁想起《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里有一集，荷马(Homer)被送到地狱的“讽刺性惩罚司”。作为一个毕生无比热爱甜甜圈的人，他被强行喂食这种食品。单极就是美国的讽刺性惩罚。它花了半个世纪期盼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灭亡。最终它得到了太多自己想要的东西。美国越是变得安全和气势逼人，这个国家就越是只有自己可以折腾。这种“向内转”不是好事。
假设中国将扭转这一局面是一个错误。我曾以为对北京的恐惧会取代对莫斯科的恐惧，成为美国的粘合剂。但随后我想起有多少人曾对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抱有同样的期望。中国或多或少是资本主义的。它并不威胁美国人所熟悉的德国那样的国家，也不与这样的国家接壤。它不认为其生活方式在理论上可以输出给全人类。它没有宗教信仰，但美国的很大一部分也差不多–与冷战时期相比。除非我们诉诸种族差异的观念，否则美国人是否有足够的依据来界定自己与中国人的差异？别那么肯定。
苏维埃帝国曾是美国的首选敌人，这个敌人给了它最靠谱的自我感。柏林墙倒塌后，美国的某种国家观念也随之消失。随后而起的党派之争将会持续下去–直到下一个旗鼓相当的恶魔出现。仇恨似乎服从热力学第一定律。像能量一样，它可以转移但永不消失。一个国家向外表达的仇恨越少，其导向国内的仇恨必然就越多。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是一次战略上和耐心上的壮举，在纪念柏林墙倒塌之际，应该向其致敬。它只是从未从这场胜利恢复过来。(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