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厌倦了一种观念：他们的北方邻居是更为开明的人民。我可以报告，英格兰人对此深有感触。挨着大国的小国似乎就是会有种道德优越性。
不过事实就是事实，最近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连任加拿大总理让我们想起几个事实。加拿大的非本国出生人口比例约为20%，高于美国。该国成功地让大量移民与全民医保及收入分配制度共存；按照基尼系数，加拿大的收入平等程度与德国相仿。此次选举中，大多数选票投给了提倡再分配的政党，就连保守党候选人也在移民问题上克制住了他的不安。
人们越来越认为加拿大是某种不可能存在于真实时空的事物。它是个世界主义的社会民主国家。近年来，移民与福利之间的矛盾，被认为是西方左翼人士抬不起头的原因。其逻辑是：公民之间的共同点越少，他们就越不愿意支持彼此的生计。这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理论，但它已然僵化成了某种事实，尽管证据并不一边倒。
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税负最高的国家仍然是法国，而法国绝非单一种族的隐士王国。瑞典和丹麦随着种族多元化，缩减了各自的福利制度，但没有放弃社会民主国家的基本形态。澳大利亚的非本国出生人口超过四分之一，却仍拥有令美国民主党幻想的公共服务。如果说多元化与国民团结之间存在紧张，那并不是绝对的。
没什么会比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或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当选美国总统更能证明这种紧张没必要存在。让这些民主党人在美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与其说是他们想要扩大政府，不如说他们愿意在大量移民的背景下这样做。之前的左翼英雄(那些能够选上的)在他们的改革中参杂着一丝本土主义。
新政(New Deal)和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是在美国限制移民的半个世纪期间发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尤其是后者–并没有呼吁公民照顾刚登陆的新移民。他们还以爱国主义修辞来包装他们的福利制度–新政是“战争的道德类似物”–有时还要靠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权力来实施福利制度。他们能够编织如此令人敬畏的选举联盟，正是因为内陆的激进爱国者和都市的左翼人士都感到自在。
桑德斯-沃伦要做的事业没有可比性。这是个没有“大政府”旗帜的大政府，是世界主义的社会民主体制。即便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桑德斯更关注阶级，而不是身份政治，他和沃伦都不是移民怀疑论者。而与受工会主导的过去相比，民主党的基本盘也不是。
如果说这一切看来都太“加拿大”，无法向美国人兜售，请不要太相信“民族文化不可改变”这个观念。到了现在，人们都已了解的一个事实是，相对于他们作为个人主义者的刻板形象(对所有联邦帮助不屑一顾)，大多数美国人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更加靠左一些。许多左翼政策深得人心。据说沃伦的理念会让金融界人士的日子变得更加难过，这一警告可能令她损失数十名选民，仅此而已。
较少有报道的是，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执政期间，美国人对移民的态度出现软化。白人对少数族裔的焦虑情绪似乎也在他当选之前就已见顶回落。当然，选民们有可能现在这么说，在关键时刻却做出别的选择。但是从表面上看，美国人对福利和多元化的态度正以一种往往被假定不可能的方式趋同。
对左翼人士来说，世界令人失望已有十多年了。金融危机“应该”印证了左翼对资本主义的异议。结果却是右翼风生水起。拒绝在左翼主义的两张面孔–宽松移民政策与福利–之间作出选择，被列为问题根源。
但是，即使不考虑证据不足，单从理论上分析，这一观点也没有太多道理。为什么与福利相比，市场更容易接受移民？如果一个公民憎恨给予新移民的财政转移，他对自己的工作被别人抢走也不会满意。要多元化还是要国民团结？这已变成21世纪的“大炮还是黄油”问题。对于这个选择，一直是提出的人较多，认真审视的人较少。沃伦和桑德斯想对此进行极限测试。(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