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加拿大文坛代表人物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非裔英国女作家伯娜丁•埃瓦里斯托以女性文学作品分享了2019英国布克小说奖。此前，阿特伍德曾凭借小说《盲刺客》获得过2000年的布克小说奖。此次阿特伍德的获奖作品名为《圣约》(The Testaments)，被视为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之续篇，当中包含了特别为同名电视剧集而创造的情节。该电视剧集的制作人布鲁斯•米勒承认，《圣约》将会作为未来剧集发展的重要参考。
作为阿特伍德散文小说集《帐篷》的中文版译者，我曾于十年前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对阿特伍德做过一次详细的对话，两年前又再次在法兰克福对获颁德国书业和平奖的阿特伍德做过采访。
今年79岁的阿特伍德，多年来保持健笔而多产，其中对环境与气候变化、女性主义主题的着笔尤其浓墨重彩。比如10年前她出版的《洪灾之年》，是一本场景设置于2025年的未来小说，阿特伍德想象了一个由“转基因”生物组成的世界，文本传递了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阿特伍德表示，自己绝对无意去预言未来，因为世上有太多残酷的事，而“我们”就是其中一种残酷。“女性主义”似乎是阿特伍德写作的一个特性，但她称：无论是用男性还是女性的眼光去写，总有人来质疑。她说，性别角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要走出小圈子，跑到外围去，再往里头看个究竟。
阿特伍德写于三十多年前的反乌托邦女权主义经典《使女的故事》，三年前横扫美国电视“艾美奖”，并成为各大书店和畅销排行榜的宠儿。阿特伍德说，看到自己的书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并排摆在一起，她心里不禁有点恐慌，并开了一个颇冷的笑话说：也许自己是特朗普上台以后惟一的受益者。2017年，阿特伍德获颁德国书业和平奖。德国书业协会的评奖理由是，阿特伍德“在危险趋势的暗涌之前所体现出的政治直觉与穿透力。”
阿特伍德告诉记者，《使女的故事》是三十多年前写的，但是“现在的社会就像是回到了1930年代的感觉。”作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写这部小说时假想：如果美国出现一个极权主义社会，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当时冷战仍在柏林继续，欧洲许多人把美国视为民主的明灯，那时是没有人会相信美国会有一天发展到这步田地的。可是世界发展到了今天，非常不幸，这种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
今日的美国，女性地位确实正遭受压抑。事实上，不光是女性，男性也都逃不过被控制。在美国内战之前、在“越战”期间，加拿大在历史上屡次被美国人视为避世之地。阿特伍德相信，现在加拿大再一次担当了这样的角色，许多美国人正跨越边境移居加拿大。
电视剧版《使女的故事》是第一部首先通过网络在线播出而获得艾美奖的电视剧，这很不寻常。阿特伍德透露，电视剧从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开始之前就已经在拍摄，“然而，11月9日当大家从睡梦中醒来，忽然惊恐地意识到：世道已变，(当天竞选揭晓，特朗普当选)。从那个时候起，剧组决定拍摄内容不变，但整个拍摄的构思已经不一样了。也是因为这样，观众们能在剧中看到有可能是现实的情节，它已经超出了电视剧的范畴。阿特伍德提到，两年前，一群抗议者披着与《使女的故事》剧中同款红色斗篷站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外：剧中穿红斗篷的使女是贵族精英家庭的生育工具。抗议的人群只是安静低调地待在那里，法律上没有任何借口能把她们赶走，而大家一看就明白了红斗篷的象征意义。里面一群立法者在没有女性在场的情况下，正要给一项与女性相关的医改法案做决策呢。这部剧的拍摄已经超过了原著的层面，成为了一种现象，当中的政治性质与现实社会有着有非常好的衔接。该剧同时也忠实于原著的核心概念：每一个在书中出现的情节，都肯定能在某时某地找到它现实的投影。
有人提出，《使女的故事》是不是适合进中学课文的问题。阿特伍德回答说，一个人青春期时看什么书，对后面的人生影响真的很大：“我读《1984》的时候13岁，当时就被震撼了，从此一直希望自己将来能够用另一种视角去写出一本类似的作品。”
“我们正处在乱世之中，世界各地的时局不断在变。”阿特伍德回想起“冷战时代”时说，“那时曾是一潭死水。我记得1984年我在柏林，那时大家都以为‘冷战’状态还会持续很久，没想到五年后一切开始瓦解。到了现在，世界变化得更快，局面有点像我们孩提时玩的游戏：每动一步棋，整盘棋局都会受震荡，所有棋子都会受影响。我不是预言家。我们没有什么未来，只有几个可能的选择，而我们不知道会走向哪里。我只能说，乱世之中，必有投机者。”
阿特伍德的丈夫格拉汉姆•吉布森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与阿特伍德一起参与政治运动，两人还一起创办了一个文学组织。后来两人又投身到国际鸟类生态协会的工作上去。但是阿特伍德透露，丈夫从来不读自己写的书：“我认为，无论是在婚姻还是在恋爱关系中，最好别叫你的伴侣去看你写的作品，因为那样会把对方放到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上。你没法使对方保持中立地给你提出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所以，第一位读者最好还是找你的责任编辑去。编辑或者文学经纪既专业又中立，你们彼此可以就某一个观点的分歧争论个够，而不必担心争论会影响晚餐桌上的谈话质量。”
问起阿特伍德最深的恐惧，她回答说，就社会而言，最害怕的是“很快我们就会没东西吃了。食物、水、空气、鱼类，所有这一切都会越来越少。那时该怎么办呢？我们真的要清醒地好好想想了。”
也是因为这一点，以前她的小说多以自我和内心为中心，后期则更多转移到了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去写作：“到了我这个年纪，视野变得广阔，看到的比‘自我’远得多。你会看着社会上的各种风潮、趋势来了又去。你看着世风日下，然后又看着一切慢慢好转。世上除了物种灭绝之外，从来没有‘最后’这回事。所以虽然一切都很糟糕，但终究会好起来。”(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