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持不了了，我先走了！”今年的情人节刚过，21岁的中国学生李凡在自己的个人微博上留下一行话后服药自杀，他很快便失去了意识。在南京的一所大学读大二的他，本身便患有抑郁症。在欠了几笔网络贷款和感情上也遇到问题后，他开始休学在家，暗自决定轻生。
尽管这个决定他此前并未和其他人说过，但8,000多公里外的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一个代号为“树洞机器人002号”的程序在一台电脑中启动，很快便侦探到了李凡的帖子。一场围绕他的救援行动就此展开，几名来自中国各地的志愿者们在网络上搭建了一个救援小组。在发现李凡可能已陷入昏迷后，志愿者们联系了警方，他最终被成功救下，送到医院。李凡的故事看起来惊心动魄，但却只是这个名为“树洞救援队”的网络组织的日常。这是一个由近600名来自中国各个地方志愿者组成的庞大网络。它的创立者是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人工智能学者黄智生。在过去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树洞救援队通过黄教授所研发的机器人程序与其他志愿者进行配合，累计阻止了近千次自杀行为。去除一些重复的案例，救回的轻生者数量逾700人。
“每周都能救十个”
“我觉得不能再犹豫了，晚一天，就是多少条生命，”在北京东郊的一家酒店内，临时前往中国参加会议的华裔教授黄智生对BBC记者说道，“现在每周都能救十个人左右。”在荷兰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多年的他表示，创立树洞救援队的最初想法来源于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都有抑郁倾向。他因此在2018年创建了一个程序，寻找公开的社交媒体上那些心理需要帮助的人。他的工作很快获得了好友和同行的支持，几十名医学和人工智能学者成为了第一批救援队员。他们根据机器寻找到的账号目标，进一步实施救援。
他们的第一次营救行动是在2018年4月29日。当时，一名22岁的女大学生发微博说，她计划5月1日自杀，成员们立刻行动起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数字城市的研究员彭玲便是其中之一。彭玲对BBC说，大家通过这个名叫陶悦的女孩的其他博文获得线索。在一条微博中，陶悦说，“男孩子跟我在一起也只是想玩一玩……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救援队员迅速判断女生可能遇到了情感问题。而在更早的一条微博中，队员们则找到女生前男友的联系方式，通过他获得陶悦的手机并通知了学校。“我在睡觉前尝试性地给她发了一条短信，和她说生活不顺心很正常，我可以接她来北京玩，”彭玲说。“本来没指望她回复的，但后来加了我的微信，逐渐冷静下来。后来，每天早中晚我都要问她吃没吃饭，每周我们还通过网购给她送一束花。”
第一次救援行动成功后，树洞救援队便开始紧锣密鼓地运转起来。因为身体残疾要跳桥、因为欠钱要在宾馆自杀……这些如同发生在电影和小说中的故事，几乎每一天都在救援队的群里上演。“救援既需要运气，也需要经验，”加入救援队近一年的北京心理咨询师李虹说。她称，有一次，为了救一名在四川成都的酒店自杀的女士，她和队员检索出了8家相似的酒店，只能一个个打电话查询。“所有的酒店前台接线员都说不知道这件事，但有一家前台语气上迟疑了一下，我们就怀疑是在这家酒店，后来果然如此，”李虹说。
“树洞”
虽然后续的救援需要志愿者人工进行定位，但前期潜在目标的查找和紧急程度的判定则由机器自动完成。黄智生说，他通过JAVA编写的程序，在每日固定时间段内对微博上特定的“树洞”进行监控，并对带有关键词的微博进行语义解读。“树洞”是中国年轻人中流行的词汇，它据说来源于爱尔兰童话里一名向树吐露秘密的理发师。很多人将“树洞”比作可以记录秘密的地方。2012年，一名23岁的中国学生用自己的微博账号“走饭”发帖说，“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当地警察随后证实了“走饭”在这条定时微博发布前，已自杀身亡。但她或许没有想到的是，她这条遗言竟成为了一个“树洞”，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网友留言，诉说自己的心事，甚至表达轻生的念头。
树洞救援队的统计显示，有自杀想法的人年龄主要集中在16至26岁，深夜10点到凌晨2点是树洞留言的高峰期，在男女比例上大约是1:3。人工智能程序会自动把这些抓取到的留言划分为十个级别，根据紧急程度，十级为最高级，意味着自杀正在实施，随后的九级则意味着有明确计划的自杀企图。黄智生说，在这种情况下，志愿者们会想办法直接报警，或打电话给他的家人或朋友。而如果是六级以下，即发表一些厌世性的文字，志愿者们一般不会直接采取行动。“最高级的话，意味着生命危在旦夕，生命是高于一切的。但如果没有那么紧急，出于保护隐私，我们不会继续搜当事人的信息或采取行动，”黄智生说。
如何在干预自杀和社交媒体的隐私保护之间寻找平衡，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2014年，英国志愿机构撒玛利亚会(Samaritans)在推特(Twitter)上曾推出名为撒玛利亚雷达(Samaritans Radar)的服务。一旦用户发布了一些负面情绪的词语，系统就会向他们的好友发送邮件。该程序上线后引发巨大的隐私争议，在9天后便被关闭。
抑郁症
李虹对BBC说，因为欠网贷等经济问题是男生想要自杀的主要原因，而女生则主要是“为情所困”。不过在这些直接因素背后，相当多的人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截至2017年，全球有逾3.2亿人罹患抑郁症，其中中国有超过5,400万患者，相当于100人里就有4个抑郁症患者。然而，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或很多年长一代人心中，抑郁症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上高中时就知道我有抑郁症了，但我的妈妈就和我说，绝对不可能，你不要乱想，”李凡对BBC说。正是这种忽视让一些抑郁症患者更加煎熬，甚至走向死亡。中国官方媒体《科技日报》报道说，中国每年约25万的自杀人群中一半以上是抑郁症患者，几乎每20秒就有一人因抑郁症自杀。
黄智生的机器人曾在网上搜到一条帖子：“跨年时我去武夷山去游览，新年回来我就跳楼”，它来自一名女生。根据这条信息，救援队员辗转找到女生的妈妈，但她表示：“我女儿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你凭什么说她要寻死？”救援队员给母亲看了一张女儿的重度抑郁诊断报告，但她依旧没有重视。直到当天，女儿准备跳楼时，才被警方救下。
陪伴
目前，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树洞救援队，但黄智生表示，这对于网上庞大的想寻短见的群体来说，仍然杯水车薪。“因为微博会限制抓取的频率，我们目前每天能侦测到的范围大概是3,000多条。但即使这样，我们平均一天也只能救1-2个，只能挑最紧急的去救，”他说。
救援队员需要面临的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把人救回来之后的陪伴。“我现在生活中的一大部分时间都被这些树洞宝宝(指被救援者)占据了。有时很疲惫，”李虹说。她目前仍和8位被救援者保持着长期聊天关系。“他们给我留言，说自己的困惑，我一般看到后都会马上回，”她说。除了线上陪伴，李虹表示，一些队员还想办法帮助被救援者解决现实困难。例如，曾有人工智能学者帮一名社交恐惧症患者找到一份数据标注工作。
但对于一些没有彻底解开心结的被救援者，他们有可能再次自杀。例如，前文提及的陶悦。彭玲说，陶悦被救回来后，状态“看起来一天比一天好”，甚至准备回校读书。但就在一个周末，她突然吞药自尽，生命戛然而止。“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原因，她周五还在和我聊她微信的新头像，”彭玲说。“陪了这么长时间的人突然走了，是一种很大的冲击。”同样被救援的李凡，如今找到了一家酒店前台的工作。“我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可以和不同人打交道，”他说。他表示，虽然救援队员努力了，但大多时候仍只能解一时之急。他认为，自己的努力和亲人的理解更加重要。“就像鲁迅说的，人类的悲欢很多是并不相通的，还是要靠自己走出来，”他说。(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