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忆起发生在30年前11月9日的“柏林墙倒塌”事件时，我们总会联想起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前发表的演说：“推倒这堵墙！”这种联想没错：这的确堪称Gipper(里根的昵称)的高光时刻，其光芒盖过他一生中其他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正是在这场演说中，站在象征分裂的柏林墙旁，里根将其前任的名言–“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演绎出了一个新的版本：“站在勃兰登堡门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德国人，被迫与同胞分离；我们每个人都是柏林人，被迫看着这道伤疤。”
因使用了顿呼(Apostrophe)的修辞手法对时任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隔空喊话，这次演说的金句变得格外有力。里根首先对现场听众–时任西德总理、西柏林市长以及现场能听到他讲话的西德群众–讲了一番话。他还感谢这场演说可以在其他地方被听到(“我们今天的集会正在整个西欧和北美播送。据我所知东方也能看到和听到”)，并直接向东方集团(Eastern Bloc)、尤其是东柏林的人们喊话。“我的这些话不仅是对当下站在我面前的人们说的，也毫无疑问是对你们说的。”他用德语说：“世界只有一个柏林。”
这让人想起1987年大卫•鲍伊(David Bowie)在德国国会大厦前举行的演唱会，他在演唱《英雄》(Heroes)时也想到了东德的旁听者：“我们听说一些东柏林人或许有机会听到演唱会，但我们不知道确切的人数。数千人在另一侧凑近柏林墙。所以这就像一场被柏林墙隔开的双重演唱会。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在另一侧同我们一起欢呼和歌唱。上帝，即使现在想起这一幕，我还是会哽咽。我当时心都碎了。在那之前，我从没经历过那样的事，这辈子肯定也不会再经历了。”
里根利用对那些旁听者的情感力量对其中一人喊话–这赋予一种世界历史观点亲切的人情味。他用最简单的语言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喊话：“来到这扇门前！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在录音中，你可以听到他–出于演员的时间感–停顿了几秒。然后，他完成了一波三层递进，重复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先是以好言相劝的语气，然后是以命令式语气：“戈尔巴乔夫先生……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Tear down this wall)！”
对“戈尔巴乔夫”的连续四声呼唤恰到好处，证明付给演讲稿撰写人的工资物有所值。之前几版演讲稿用过“bring down this wall”，“take down this wall”，“take down that wall”，“machen sie dieses tor auf”，以及“one day this ugly wall will disappear(这堵丑陋的墙终有一天将消失)”–没有一句像最终版本那样有力。
这就是著名的柏林墙演说。但实际上它是在柏林墙倒塌前两年、即1987年发表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柏林墙倒塌前后那段时间以及之后，再也没有出现任何伟大的胜利演说。撒切尔(Thatcher)在唐宁街接受了一次非常克制的采访，称柏林墙倒塌“对自由而言是个伟大的日子”，但对关于德国是不是将实现统一的每一个问题，她都挡了回去：“我认为你的步子迈得太快了，太快了！你必须一步一步来，非常巧妙地处理这些事情。”
事实上，正如《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去年指出的，老布什(George H W Bush)在那一刻没有发表的那个演说，原本可能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演说。传播学教授凯瑟琳•霍尔•贾米森(Kathleen Hall Jamieson)告诉该报：“他本可以说‘我们做到了。美国胜利了。’但他没那样做。结果是，他没有领到在那一时刻本可能得到的那种功劳。”
我认为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当期待已久的事情发生后，围绕它的言辞就会发生变化。要引发变革，你可以–像里根那样–使用“雄辩演说”：陈述应该变革的理由。当变革实现后，就不用再摆理由了。模式转向了“咏赞演说”–赞扬和指责的辞令。你在庆祝，或许还在分配功劳。这意味着模式的转变。
与此相关的第二点–再一次–和多个旁听群体有关。如果老布什发表了气势恢宏的胜利演说，在柏林墙的废墟上插上星条旗，对他的连任竞选想必没有坏处。但他意识到，他需要考虑的不只是国内听众和美国的大选周期，他还要考虑一个微妙的历史时刻。如果戈尔巴乔夫看上去像是在与西方密切合作–或者甚至是被西方踩在脚下–将对戈尔巴乔夫不利。老布什和撒切尔都不想冒激起克林姆林宫内保守共产党人发动政变的风险。
他们的考虑是：历史比国内政治更重要，无数当时仍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命运比一位西方领导人的得票数量更重要。因此，他们相应地软化了自己的措辞。我现在可以想到不少政客是有必要学习一下这种政治家风度的。(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