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中国，祭祀和军事是一个国家最重要之事。对于现代中国，军事的角色更加复杂一些。70年前，中国共产党刚刚建政，当时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军事支出却一度占到财政的45%，作为对比，坚守强军政策的朝鲜在2013年公布的军费占财政比为16%；之后在“韬光养晦”策略影响下，中国的军事则处在发展战略的边缘。
尽管国际社会对中国军费的透明度存疑，对中国是否存在隐形军费的争议不断，但是军费依然是观察现代中国一个有价值的指标。横向比较下，70年来，中国军费有数次急涨和急跌，恰好与这个国家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相吻合。我们选取中国军费剧烈波动的几个时间点，以此回顾中共建政70周年的历史。
1949-1954：朝鲜战争、西藏与台湾问题致军费首次飙升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国军费经历了第一次急涨和急跌–军费从1950年的28亿元，上涨到1953年的75亿元，占财政比例高达35-45%；1954年，回落到58亿元，占财政比例也回落到23.7%。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很多地方战事未消。
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节节败退，主要军队撤退到台湾。但中共的解放军持续追击，10月25日，三野部队三个团九千余人在台湾离岛金门登陆，与岛上两万多国民党守军激战，最后因缺乏后援而全部战死或被俘。这一战役被视为解放军自建军以来唯一一次完败，也被国民党看作得以和共产党在海峡对峙的决定性战役。
金门战斗(国民党方面称“古宁头战役”)虽败，但解放军并未放弃。1950年，进攻台湾成为这个新成立国家的首要任务：从苏联购买了大量战机，并在四月和五月先后成立空军作战部队和海军舰队，三个兵团、十二个军共50万兵力整装待发。密集的军事备战消耗大量军费。因此，1950年军费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5%之多。然而，这些军备没来得及用在台湾身上。1950年6月26日，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维和”，实际上挫败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计划。
虽然国内百废待兴，但在苏联的影响下，中国派出百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以落后的武器装备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一流装备的联合国军短兵相接。不过，中国军队是以“志愿军”名义赴朝，以示中国没有跟美国直接宣战。美国也意会到这一点，为免与中国全面开战，美国警告蒋介石如果乘朝鲜战争之际“反攻大陆”，其第七舰队将予以阻止，国民党军队也未被允许参加朝鲜战争。同一时间，中国不仅在东北开战，西南也颇为动荡。中共建政后，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向美、英、中三国发信，表示决意保持治权独立状态。1950年10月，解放军开始进攻藏区，10月19日攻克昌都，击毙5700余名西藏士兵。因为同时发生朝鲜战争，噶厦求援未获国际社会响应。
1951年2月，噶厦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4月抵达北京，与刚成立不就的中国政府谈判，一个月后双方签订协议，中国对外宣称“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局势平息后，朝鲜战争继续打了两年，根据中国官方数据，这场战争中国牺牲达18万人之众。直到1953年7月27日，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宣布停战。中国官方经常自豪地引用当时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的话–“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在美国，这场战争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越战之间，规模和历史影响都要小得多，因此也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以及中国在西藏等地的局势逐渐平静，中国军费在1954年大幅下降。中共建政初年的第一次军费飙升就此结束。不过，朝鲜半岛核问题在半个多世纪后演化成最严重的国际问题之一，当前世界仍然活在朝鲜战争的阴影下。台湾问题和“藏独”问题也依然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
1955-1960：军费再次涨跌背后的核武器发展与“大饥荒”
1954年军费急剧下降后，1955年再次上升，虽未至战时水平，但也大幅增长12%–背后的可能原因之一是，中国在这一年初启动了核武器研制计划。中共领导人在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海危机时，多次被美国“核威胁”；刺激之下，刚好又在中国广西省富钟县发现了铀矿，核武器研发被摆上日程。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上马核武器研发计划，但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国独自继续研发。
一个插曲是，1963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对日本记者团称，不管中国有多穷， “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日本媒体以《宁要核子，不要裤子》为题予以报道。 当时香港《明报》主编金庸写下社评《宁要裤子，不要核弹》，其中写道，“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颗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这篇社论引发金庸与香港左派报纸旷日持久的论战，无意中成就了《明报》。
1955年到1960年，中国的军费保持平稳，但占财政比例不断下降，1960年降至10%左右，这是中共建政前35年的最低点。军费占财政比例这么低，不是因为花少了，而是因为财政收入急速增长。1958年到1960年间，中国开启“大跃进”，GDP增长11.5%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上涨了50%。1958年2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二五”计划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在获得毛泽东的肯定后又提出“两年超英”的口号。
在香港的中国政治学者张炜曾向BBC中文表示，大跃进发生的客观原因是1953-57年第一个5年计划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使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尤其是毛泽东本人信心倍增，但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了解。“浮夸风”刮遍全国，高报和虚报粮食产量，从1958年开始，首先是湖北省先提出来亩产一万斤，之后大家攀比，越吹越高，最后天津东郊的一个生产队竟然提出他们的亩产达到12万斤。为了配合大跃进，农村开始大办人民公社，办大食堂、吃大锅饭等。没有人储备粮食，已有粮储也很快被用光。
大量农村人口进行大炼钢铁，不种粮食，转而去砍树，烧锅炉，炼钢铁，但只炼出废铁和废渣，农业生产却受到极大损害。这些情况短时间内推高了财政收入，但却在1960年自然灾害来临之际，造成大饥荒。中国知名记者杨继绳在其著作《墓碑》中说，1958-1962年造成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和估算，中国当时的死亡人口大约在3,000万到8,000万之间。经过极端困难的大饥荒，中国军费也在1961年降至十年来的最低水平，50亿元。
1962-1971：中印战争与冷战阴影下军费逆境上涨
很快，1962年中国军费再次上涨。这一年，中国和印度之间爆发一场边境战争。战争的起因与西藏不无关系。虽然1951年中国政府宣布和平解放西藏，但1959年解放军与藏族军民发生严重武装冲突，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主张西藏独立，后来又主张“大藏区自治”。对于1959年发生的藏区骚乱事件，中国政府称其为“西藏叛乱”，并将军队镇压称为“平叛”；而达赖喇嘛的支持者称事件为“西藏起义”。
《红星照耀西藏》(Red Star Over Tibet)一书的流亡藏人学者达瓦·诺布(Dawa Norbu)说，早在1959年西藏起事前，在四川和青海达赖喇嘛管辖外的藏区，中国已经开始推行人民公社，搞“大跃进”，还以阶级斗争为名摧毁寺院，强迫僧人还俗。这些做法都增加了当时西藏噶厦政府官员对中国政府的猜疑。累积的怨气在1959年3月10日爆发，中国官方的说法是西藏军区政委张经武邀请达赖喇嘛到西藏军区看戏，但许多藏人认为中共要劫持甚至杀害达赖喇嘛，于是藏人包围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尔卡，阻止达赖喇嘛赴约，并喊口号要求汉人离开西藏。随即，拉萨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解放军镇压了藏人骚乱，导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
中国因此指责印度干预中国内政，两国关系恶化。英国记者内维尔·马克斯维尔(Neville Maxwell)称，1962年前后，印军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不断实行“前进政策”向中印边境推进建立军事据点，甚至越过麦克马洪线前进到藏南其它地区，双方小规模边境摩擦愈演愈烈，互相指责对方发动进攻。10月20日开始，中国在一系列外交警告和交涉无效后，开始了中方所称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印度方面称之为“瓦弄之战”)。到11月21日，中国军队已经迅速击溃正面战场上印军所有主力部队，随后22日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撤军到传统控制线以北20公里处。印军在战场惨败后也接受了停火建议。
在这场一个月的战争中，公开资料显示，后勤增援困难的解放军仅动用了两支驻藏师级部队，未使用空军和坦克等重型武器，死亡722人，伤1697人；而有空运和其它后勤支持的印军阵亡及失踪人数超过3,000人，被俘3,968人，还有1,000多人受伤。印军3个旅被歼灭，3个旅受到重创溃退。一名少将旅长死亡，一名少将旅长被俘。印度将1962年战争视为国家的“奇耻大辱”，在后来半个世纪里，大力进行国防基础设施建设，不惜重金从国际上购买最先进武器，并将全国兵力约三分之一部署到北方，在中印边境地区部署兵力是中国的4倍。
中印战争的同时，中苏关系恶化，越南战争爆发，这些因素让中国的军费在1962年开始进入长达十年的高涨周期，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从最低时的10%一路上涨并稳定在20%左右。这个时期，中国奉行毛泽东的“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战略，军队员额比战争时期不减反增，在1969年达到631万人。1971年，中国军费达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的最高点，169亿元。中国继续深陷东西对峙的冷战格局，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向正在与美国开战的越南，无偿援助36.14亿元，总外援金额70亿，是建政以来最多的一年。
1979-1985：中越战争与改革开放初期军费先扬后抑
中国军费开支又一次非正常波动发生在1979年，此时毛泽东去世，邓小平逐渐接掌权力。中国与不久前自己还在竭力援助的越南，爆发了一场短促而惨烈的战争，中国军费达到建政以来创纪录的223亿元。1979年2月，解放军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突入越南境内，占领越南北部20余个市镇，随后快速撤退，并摧毁越南北部的基础设施。撤出后越南人民军恢复对这些市镇的占领，也宣布自己获得胜利。中国称其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越南则称之为“反中国扩张主义战争”。中国官方数据称，中国死亡7,000人左右，受伤将近1万5千人左右。越军伤亡大约8万人。
对于战争原因，美国空军战争学院张晓明博士曾向BBC中文表示，邓小平认为苏联持续军事扩张，经济状况恶化，其国内俄罗斯和其他少数民族矛盾加剧，使苏联可能在1985年发动对外战争。邓小平相信，越南将与苏联结盟，使得中国面临的威胁不仅来自北方，也来自南方，他认为对这种情况中国必须要采取行动。因此，发动一次对越南的惩罚性攻击，将会打击苏联的全球扩张战略。张晓明认为，最终，中国领导人可能对苏联的威胁做出了过度反应。然而，邓小平认为当时苏联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不过，中国在对越战争开始前已经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对越南用兵之后，军费投入骤减。毛泽东时代，中国受“计划经济”、“自力更生”、“准备打仗”三个发展战略影响。邓小平掌权后，逐一修改了这三条。邓小平首先否定“战时经济”与“战备经济”的定位。进入1980年代以后，他认为，“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在这样的判断下，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优先发展沿海经济，对外逐步打开国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军事上，邓决定大幅度削减军费，提出“军队要忍耐”，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外交上提出“韬光养晦”的主张，之后未再发生过对外军事行动。对此，中国独立军事评论员赵楚称，在中共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战略，体现当时中国最高领导者并不同意毛时代世界大战“早打”、“大打”的理念，转而认为中国没有面临立即和大规模军事战争风险，因此，奉行退而结网式的“韬光养晦”战略，为国家赢得经济发展。此后，中国的军费支出也和GDP增长及财政增长保持高度一致。从1980年开始军费占财政比例逐渐回落，1985年占到中共建政后的新低9.56%，此后近20年，一直在此区间波动。
2003年至今：军费随经济增长，未再现大幅波动
2003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财政收入也一路高涨，但军费占财政比例却在不断缩小。从2003年的8.79%到2010年代稳定在5.5%左右，至今一直稳定在此区间。赵楚认为，中国把主要精力转向经济建设，以便在长时期内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财政支持新一轮国家军事现代化。中国军费占财政比例虽然缩小，但军费总额增长处于全球前列。这与此前的策略一以贯之。
然而，这一情况可能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发生变化。2019年，据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中国公布的官方数据，2019财年中国的国防预算为1.19万亿元，相对2018年度的执行预算1.107万亿元，增长率下调为7.5%；换言之，考虑总体经济规模的增长，国防预算几乎与去年持平。赵楚认为，国防预算出现冻结，标志着中国整个军事投入和发展方面新的政策理念，意味着过去近20年来狂飙突进式的军事大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时期。在2019年的“两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及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军队过紧日子”的提法。赵楚称，这些都直接表示，中国军事发展和投入进入了新一轮调整时期。(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