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自由主义传统比较薄弱。但我最近在伟大的俄国小说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的一部作品中，读到了我所读过的最鼓舞人心的自由主义理想宣言之一。在右翼与左翼都越来越迷恋集体权利的当今时代，格罗斯曼在60年前写下的个人至上的观点仍然让人觉得至关重要和紧迫。
如果你从未读过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Life and Fate)，你应当去读一读。这本书完成于1960年，时代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的俄国和东欧。但由于含有对斯大林主义(Stalinism)不留情面的描写，该书被苏联官员封杀。直到1980年–格罗斯曼死后16年，他的代表作才得以出版，从此声名渐起。人们常常将《生活与命运》和托尔斯泰(Tolstoy)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相提并论，这样的比较很恰当。这两部小说在广度和主题上都很相似；而且虚构人物与斯大林(Stalin)、拿破仑(Napoleon)等历史人物在书中交织在一起。格罗斯曼与托尔斯泰都在叙事中结合了更广阔的哲学思考。
在一个描述俄军坦克部队准备投入战斗的章节结尾，格罗斯曼反思道：“人类团体有一个主要目的：维护每个人与众不同的权利，独树一格的权利，用他或她自己的方式思考、感受和生活的权利。人们团结起来，就是为了赢得或者捍卫这种权利。”但是这会引向一个“可怕的、不祥的错误”。“人们相信，以种族、上帝、党或国家的名义组成的这类团体就是人生的目的，而不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对于格罗斯曼来说，个人自由是战争或政治的唯一正当目的。
《生活与命运》描绘了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Nazism)以集体的名义–无产阶级或是“雅利安人”–对个体施加的可怕恶行。但是令我震撼的是，格罗斯曼的文字在我们所处的温和得多的时代仍然适用。这是因为强调群体身份认同(而非个体权利)的政治观念重新受到追捧–无论是民族主义右翼还是具有进步意识的左翼都滑向了身份政治。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打出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的擦边球、贬低穆斯林和墨西哥裔移民，借此煽动自己的基本盘。欧洲的极右翼也走上这条道路。法国作家雷诺•加缪(Renaud Camus)等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使得有关“大替换”(Le grand remplacement，认为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移民会使欧洲白人面临文化灭绝的风险)的阴谋论大行其道。
对于“白人种族灭绝”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无端恐惧，也出现在极右翼恐怖分子的混乱宣言中，例如挪威的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还有今年早些时候血腥袭击新西兰一座清真寺的布兰顿•塔兰特(Brenton Tarrant)。左翼版本的身份认同政治与恐怖主义无关。然而，美国与英国的进步派政治日益偏离坚持个人平等权利的自由派主张，转向强调集体权利的非自由派立场。这种转变的动机通常是值得称赞的实现社会正义的努力。但是其结果–借用左翼最爱用的术语之一–是“有问题”的。
对于发端于“从集体出发的思维”的问题，一个有趣的案例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面临的一起诉讼。该大学被指歧视亚裔美国人。原告认为，亚裔美国人平均而言要取得更高的考试成绩才能进入哈佛，并且往往会在个性之类模棱两可的衡量标准上被压低分数。原告还认为，这让哈佛得以提升其他优先录取群体的学生数量，例如非裔美国人、西语裔美国人以及哈佛校友的子女。
哈佛对这些指控作出抗辩。即使证明存在歧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一个好的动机–提高校园多样性。问题在于，在偏爱一个群体的同时却不歧视另一个群体，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这场争议令人不安地回忆起更早的时候，哈佛曾刻意限制犹太人的数量。那种做法现在被认为是一段可耻的历史；但是，很难看出它与歧视亚裔美国人有太大不同。这一切令人痛苦的纠缠是一个例证：当组织把人们视为某个群体的代表(而非具有各自多面性身份认同的个体)时，它们会陷入这类死结。
集体权利、反犹主义和歧视的问题，都是《生活与命运》的重要主题。书中一个主要人物维克托•斯特拉姆(Victor Shtrum)是一名杰出的犹太物理学家，他发现自己聘用高水平犹太同事的努力遭到阻挠，因为当局优先录用俄罗斯族人。书中的其他人物也因为苏联体制认为他们的阶级出身有问题而遭遇困难。一部像《生活与命运》这样的伟大小说，其成就在于展现每个人物都是一个个体，其身份认同永远不应该被矮化为一个阶级、国家或族裔群体的代表。正如格罗斯曼所坚称的：“人生奋斗的唯一真实而持久的意义在于个人。”(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