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专家洛森(Ben Lowsen)在《外交家》杂志上撰文，曾把美国对华政策行为分成四类：屠龙派，外交派，汉学派和拥抱熊猫派。最强硬的是所谓的屠龙派，其制华目的明确，但为达目的可以软硬兼施。另一个极端就是那些无原则顺从中国政府的所谓拥抱熊猫派。还有美国学者把观察中国的专家分为中国通和战略学者两类。最近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战略学者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在彭博社发表专栏说，面对中国的崛起和挑战，中国通和知华派往往都没有作出正确的预测，而是那些没有中国专门知识的大战略专家准确地预测到了中国的崛起带来的战略挑战。
他认为，中国通和知华派往往都不希望美中关系走下坡路，而缺乏中国知识的大国战略大师更善于对出现颠覆性崛起大国的趋势作出预测，例如目前对中国崛起的预测和分析。这些大国博弈专家为捍卫美国利益更愿意承担风险作预测。布兰兹说，目前推动美国政府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的一般都不是中国通。特朗普的前顾问班农曾说，白宫排斥了那些长期发挥作用的中国通，如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开始重用鹰派。
《纽约时报》曾报道，中国的发展一再被自以为很了解情况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低估。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说，不仅是西方国家，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以及多边机构、学者和知识分子都低估了中国的发展。当中国带来颠覆性变化引发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时候，那些分布在美国学府，智库和国务院的中国通和知华派往往更容易会被卷入争议。早期的美国中国通对华政策建议引发如此大的争议，以至后来他们成为麦卡锡主义清算的对象。
美国早期的中国通有二战期间的史迪威将军，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谢伟思(John S. Service) 和小约翰·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Fairbank)，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对在延安共产党政权的理解和同情，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表示憎恶。谢伟思赞扬中共，说他们是民主改革者，更接近欧洲的社会主义者而非苏联的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则被谢伟思说成“法西斯”，“反民主”和“封建”。
当时的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曾指责谢伟思对美国不忠。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在美国引发“谁丢掉中国”的辩论，赫尔利在美国国会作证指责美国的中国通破坏了他在中国的外交使命。美国的中国通在麦卡锡反共调查中被指误导美国公众，对于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威胁缺乏认识，危害了蒋介石政权，令美国丢掉了中国。许多中国通被清除出国务院，一些知华的记者和作家的职业生涯受到影响。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说，在冷战后认识并且宏观把握来自中国的挑战方面，大国战略专家往往对中国的未来意图预测得更准确，许多最具前瞻性的文章都不是出自中国通之手。他们预见到中国不会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系统，而且随着力量增长，中国会越来越咄咄逼人，挑战整个系统。他认为，大国战略专家大部分不是中国通，他们通常不通汉语，也没有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经历。他们更多是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全球竞争对手而非一个历史悠久的独特文明。相比之下，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文化，而且掌握和中国政治阶层的联系渠道，有许多中国社会关系的中国通，更精确地把握中国政治、历史和战略。也有一些中国通，包括一些在北京住过的记者，也对中国的崛起带来的竞争发出过警告，但布兰兹认为，总体来说，关于中国地缘政治未来最多的信息来自那些非专家，而不是中国问题的研究期刊和杂志。
长期以来布兰兹本人在彭博新闻发表专栏文章，如“中国大战略：军事全球化”，“中国大战略：输出意识形态”，“中国大战略：创建新的国际秩序”和“中国大战略：西方如何反击？”等。他在文中警告中国正努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主导力量。他还例举了比较早的警示中国崛起和挑战，有深远意义的文章。早在1997年美国历史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就撰文说，中国可能要在亚太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并且提到100年前德国崛起挑战英国的例子。2000年美国研究东亚的政治学者范亚伦(Aaron Friedberg)在文章中说，“主宰亚洲的争夺”正在进行，但当时许多中国通对他的文章不以为然。2001年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预测说，除非中国经济增长急转放慢，否则一场激烈的中美争夺将不可避免。(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