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者正在垒砌一个日不落帝国。这类领导人统治的范围东至菲律宾，西至美国。其欧洲分支如今有英国这样一个老牌国家作为其非正式大本营。当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在近一年前当选巴西总统时，又有多个时区被并入他们不断扩大的版图。
于是，自由派人士自然而然地担心被某种“民粹国际”(Popintern)包围和颠覆；这个“民粹国际”由华盛顿操控，或者至少受其怂恿，就像当年共产国际(Comintern)听命于苏联那样。自由主义思想竟然陷入美国领导的围攻之下，这个描述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荒谬。相比更为传统的盟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确确实实对强人更为友好。美国总统的前助手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真的在致力于他所称的“全球民粹主义运动”。
问题在于这个表述的第一个词(全球)和第二个词(民粹主义)像极性相同的磁铁一样相互排斥。在其取得突破性进展多年之后，我们仍把民粹主义当作某种铁板一块的事物来谈论。继续这样做将是过于助长其威风。民粹主义的拥护者数量不少，在地理上分布很广，但他们缺乏凝聚力。而在他们的所有分歧中，最深的分歧是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
不消说，特朗普嘲笑的所谓“全球主义”，正是世界上很多地方眼里的美国主义(Americanism)。比如，如果要在法国或亚洲某些地方以民族主义者自居，就要谴责某种明显的美国(或至少是盎格鲁-撒克逊)思维模式：商业化、个人主义、在道德上倾向自由主义。这些地方的民粹主义者可能会向特朗普学习如何赢得选举。他们肯定珍视他给他们的行为带来的掩护；他的前任们过去经常谴责和惩罚此类行为。但他们之间的亲和关系总是有限度的。对于一个将世界视为一张服务于美国企业和美国实力的潜在机遇网络的男子，他们与他的利益交集终究是有限的。
这种关系紧张不只存在于理论。民粹主义者之间渐行渐远的事例越来越多。很少有哪国领导人像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那样在行事和话语风格上神似特朗普。但两人仍在杜特尔特亲近中国的问题上发生冲突。很少有哪国领导人像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那样自然地与特朗普融洽相处。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剥夺了印度的优惠贸易地位。至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他向俄罗斯采购军事装备惹恼了白宫。
即便在特朗普与英国打交道方面，一旦表面的意气相投让位于任何实质问题，裂痕就显现出来。包括英国退欧支持者在内的英国选民，不会支持一项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暴露于他们眼里美国式疯狂盈利动机之下的贸易协议。任何一届英国政府如果无视这一点，都将付出致命的政治代价。神奇之处并不在于这些分裂发生在民粹主义者之间，而是在于它们没有更经常地发生。很可能将来会更经常地发生。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粘合剂。两个政府都致力于民族国家、都喜欢发出一种好战论调–这个事实不足以让它们团结在一起。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会让它们更有可能坚持本国的原始利益，直至爆发冲突。
毫无疑问，民粹主义者可能扮演现有世界秩序破坏者的角色。但他们能否创建一种新秩序–打造自己的达沃斯(Davos)或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则更加值得怀疑。毕竟，他们煽动选民的前提假设是国家之间本质上的分离性。他们的外交风格–那种自尊永远受到冒犯的姿态–带来固有的不稳定。“跨国民粹主义运动”的观念在措辞上并不完全矛盾，但它正在走向矛盾。现在有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用吓人的单数形式来谈论它们，有大惊小怪之嫌。
即便民粹主义者能够以接近协同的方式行动，美国也将永远是一个尴尬的领导者。通晓欧洲右翼历史和思想的班农，必然知道欧洲右翼有多担心特朗普所代表的资本主义败坏欧洲大陆的文化。上世纪90年代，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领导人主张“亚洲价值观”时，他们同样是在反对美国式的物质主义。这些地区的民粹主义者对美国的影响力仍抱有同样的疑虑–无论他们个人多么欣赏特朗普。特朗普会发现，把他那些所谓的弟兄们–从伦敦到马尼拉–团结起来的难度越来越大。
当年，当苏联高层发现在世界各地输出革命太难时，他们退而求其次，满足于在国内巩固自己的意识形态。事实证明这就够他们忙的。特朗普最终将落入同样的境地。不妨称之为一个国家的民粹主义。(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