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预测一场衰退是否即将来临是不明智的。扩张不会“寿终正寝”。各种难以预测的意外都可能把它断送。一场贸易战(例如上世纪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Smoot-Hawley)关税法案事件)可能就是这样的意外。问题不是衰退何时开始，而是衰退大戏会如何展开。而政策回应是这个答案的关键。经济史上最重大的政策失误，是有关当局没有对1929年的金融危机做出恰当回应。各国央行未能认识到银行破产和债务通缩的影响，而且货币政策过于紧缩。原本可能只是一场衰退，结果却演变为全面萧条。这一事件的教训显然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起到了指导作用。
时间将证明，发动贸易战是否会成为另一个历史性错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政策制定者不再拥有过去正确应对衰退–更别提应对全面危机–所需的那种弹药。此前，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途径基本上是降低利率以刺激需求和风险偏好。但粗略地观察一下资本市场，你就会发现，这在当下是行不通的。全球三分之一(在欧洲为三分之二)的政府债券收益率为负。即便在经济仍温和增长的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也处于或接近历史低点，在经济陷入衰退时可能很容易滑向零。传统货币政策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副作用，从加剧不平等，到将低利率和负利率正常化，这对储户和银行盈利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目前还有其他可用的工具吗？未来发生衰退时，财政政策将发挥重要作用，但仅仅依赖财政政策是不够的。尽管有一些强有力的因素将有助于使利率保持低水平，但在债务处于创纪录水平并不断上升时，这种情况可能会随着大规模财政刺激出台而发生变化。此外，财政政策一直不够灵活，无法在必要时迅速实施。在下一次衰退出现时，需要一个不同的政策框架。这将包括或许可称为“直接干”(Going direct)的政策：将央行资金交到公共和私人部门支出者的手中，而不是依赖于降低利率的刺激。
这种框架可以以多种方式组织起来，但肯定需要财政和货币当局之间更密切协调，以确保财政扩张不会导致利率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有助于恢复到比较正常的利率环境，减轻较低利率对储户和金融体系的压力。
可行的“直接干”政策应具备下列要素。首先，明确在什么环境下需要这种不同寻常的政策协调。其次，要有一个明确的通胀目标，财政和货币当局要对实现这个目标负共同责任。第三，建立一种机制，使切实有效的财政政策措施能够迅速实施，且货币政策不会对不平等产生负面影响。在这方面，数字货币能否发挥作用？最后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明确的退出战略。这种机制可以采用常设紧急财政安排的形式，只有在货币政策技穷、通胀据预计仍将低于目标时才启动。这种安排的规模将由央行确定并适时调整，以实现通胀目标(包括弥补过去的通胀不足)，而资金的使用将由财政当局决定。
当然，从这种提议发展到一个可操作的政策框架，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必须密切注意不同货币管辖区各自的法律和制度架构。在这方面，欧洲央行(ECB)面临的挑战尤其大。但我记得，2008年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New York Federal Reserve)行长的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曾在一个深夜紧急召开的会议上表示，“有计划胜过没计划”。央行日渐发现自己面临流动性陷阱。像往常一样行事不再是一种选择。
如果我们陷入另一场危机，“直接干”将是唯一的政策选择。然而，除非现在就制定稳妥的计划，否则这种宏观政策制定的革命，可能会损害央行的诚信和声誉，并在未来造成不受控制的财政支出，从而吞噬这样一场革命本身可能取得的成果。(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