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有了光，我们得以看见，看见这万物兴盛，看见这世间繁华。但是与此同时，一个人的眼界又是那样有限，我们的目光所及，比起这世间的深邃，是一滴水与大海的差距。好在，生而为人，我们的精神意识总是有着“向光性”，我们可以借助阅读，借助他人的经验和叙述，令我们的目光延伸，令我们的精神世界超越眼前方寸。
有时候，我会回忆起幼年的生活，总觉得那是一段最为甜美静谧的时光，尽管那是一个现在的孩子们难以想象的十分匮乏的年代，我还记得我家短暂地使用过“粮票”。虽然我知道我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心理学上所指“情感衰退偏误”（Fading Affect Bias）的影响，知道正面情感有关的记忆，人们能够牢记的多过淡忘的；负面情感有关的记忆，人们淡忘的远远多过能够牢记的。从科学角度讲，人的记忆一直是动态变化的。但是我仍然觉得我的童年幸福无比，一是因为有家人的陪伴关爱，一是“阅读”这道光照进了我的生活。今天我想特别谈一谈阅读。
阅读可以把陌生变为熟悉，可以把世界放在你心里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家里就有《小朋友》和《看图说话》两本儿童杂志，它们是学龄前的我最重要的精神食粮。那时候，尽管母亲在家里宴客的时候，炒柿饼都能算一道菜，却从不间断这些读物的订阅。我爸爸告诉我，《小朋友》也是他童年最喜欢的，每次讲起我祖父为他读《小朋友》的事情，虽是寥寥数语，却眼中有光。那时候，我每个月都盼着新一期的到来，而这之前不知道翻阅了以前的杂志多少遍，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了，我到今日仍能清晰地记起部分内容。我记得书上有一个叫“然然”的小女孩，妈妈抱着她，她抱着娃娃，那个画面的色调是柔和的淡藕色，十分温馨。连人名都记得，是因为我不认识那两个字，特意圈出来问大人。我还记得有一期《看图说话》的封面是半个大西瓜，小朋友们搭着梯子爬上去，有的负责挖瓜瓤，有的负责运输，有的吃得不亦乐乎。看着看着便沉醉了，比真正吃西瓜还满足。我第一次认识那些身边没有的事物也是从这些书而来，两三岁我便认得枇杷，却在二十多岁才真实地见到，但是因为见过便不惊讶，只看作是一场“重逢”。和我后来第一次见到基督徒饭前祈祷一样，没有惊讶，只有心底一声“哦！原来如此。”无数西方小说中的场景忽然于现实中呈现，竟有一种很亲切熟悉的感觉。
我童年生活的地方，书店贫瘠得可怜，妈妈虽然从不吝惜订阅书报杂志的钱，但还是相对匮乏，以至于我可以把一本《儿童文学》读7遍。那时候我到别人家做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检阅”人家的书柜，因此便也读了一些杂书。其实，直到上大学，我才真正地走出我出生的地方，行程一千公里，算真正出了趟远门，而我的内心已走得更远。现在的一些小朋友，有了更加幸福的生活，暑假里有的游学欧美，小小年纪足迹已经遍布全球，甚至上天下海，还能驻营NASA。但是还有大量的小朋友，像过去的我一样，很难有机会走出去。俗话说得好，上帝关了一扇门，必定会留一扇窗。这一扇窗，是让生命的光透进来的地方，只要有这一扇窗，整个屋子便明亮了。这扇窗便是“阅读”。
站在一位文学巨匠的故居门前，有周游过世界的人说，“这不过是一座破房子”；也有第一次出远门的人说，“我能想像到他曾经这样宁静地坐在窗前。” 是“阅读”，而不是一个人拥有的金钱，让我们知道他人的价值，也知道世上万物，没有一样是不该被珍惜的。也只有“阅读”能给予我们看世界的独特眼光，超越“到此一游”，毕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缺了便遗憾。
前不久，住在伦敦的学者石曙萍女士来到新加坡，和《联合早报》的记者林方伟一起带给读者一个尘封已久的故事，那是关于张爱玲母亲的往事，我有幸也做了听众。其实揭开这个故事的，还有一位学者余云。他们发表在《上海文学》的特稿开头便说，张爱玲辞世24年，她母亲有一位忘年交邢广生尚在人间，老人家十数年来努力发声，却一次次如石沉大海，因为没有人知道她珍藏的张爱玲母亲黄逸梵的亲笔信的价值。当林方伟将她们之间的五封信整理发表，并经石曙萍女士化身“文学侦探”，挖掘出英国档案馆里黄逸梵的入籍证书、死亡证书和遗嘱，考察她生前居所，走访其生前好友，揭示了黄逸梵最后在伦敦那些日子的真相，才让世人了解到，不仅张爱玲是一位传奇女性，她母亲的一生更为传奇。石曙萍女士认为她创造了“娜拉出走”后的第三种结局，“是五四一代最早寻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先驱。”
如果不是因为“阅读”，如果不是因为这几个人都是“张爱玲迷”，这些已经尘封了62年的信件，有可能将永久地灭失。是“阅读”，令人们有能力于乱石中看到璞玉。也是“阅读”，令我们感受到，我们与逝去的那些生命有着某种联系。不论是文学还是历史，乃至哲学和科学读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会感到我们内心的什么东西得到了回应，而这种回应让我们受到了安慰，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觉孤单。
有时候，我们沉浸在一本书里的时候，我们不再是自己，而是站开距离，变成一个对自我的探索者。我们会在阅读中发现自己的喜好、个性，以及激情所在。也能在阅读中检视自己思维的边界。有时候，我们也许会读到一些历史书，与我们原先在学校课本上学习的知识有所出入。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渐渐想知道历史学家是依据什么去认识世界的，也可以不断了解自己对于新的知识和学说，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和理解到什么程度，无论怎样也好，跟着一本书去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冒险”是令人愉悦的体验。
让“阅读”的光照进乡村孩子的生活，助力教育公平
美国作家、教育学家和社会工作者Jonathan Kozol曾经说过，读写能力是文明的根基，阅读能力是基本的生存能力。(“Literacy is the very bedrock of our civilization.”–Jonathan Kozol)可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贫穷的地方，那里上学的孩子们，平时除了课本，几乎接触不到什么课外读物。在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常常就有不同的组织发起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捐书捐物的活动。我不知道最终捐出去的那些书会有怎样的命运。但是，我记得我的中小学时代图书馆的样子。小学图书馆，一般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我也只进去过一次。那是一间教室，满是上锁的书柜，打开之后里面满满都是新书，可惜仅供来宾参观。管理员和母亲相熟，才偷偷放我进去，还从外面把门锁上。我像做贼一样拖了满满一行李袋的书供暑假消磨时间，到开学必须还书的时候我还没有全部看完，甚为遗憾。初中的时候，图书馆就是一间小小的教室，可以看的书都相当陈旧。高中的时候，我进入了当地最好的中学，图书馆是一整座大楼，当时十分欣喜。可是我很快发现，阅览室对学生只是有限开放，可以借的书则集中在一个小房间，而且只有一排书柜，一周开放一次。书少而人多，借书的时候还要靠运气，看管理的老师是否愿意把你指定的书拿出来，并要确定没有人跟你抢。渐渐地，我就明白了，那一座楼，我们站在外面看看就好。我不知道，大家捐给贫困地区孩子们的书籍是不是也是这样被摆在所谓“图书馆”里面，书籍和孩子们的关系是否能够真正建立起来？
近年来中国有不少公益组织都在默默关注乡村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现状，并为改善他们的处境付出了实际的努力。其中有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叫“泉蒙”，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他们，他们在做的事情很快吸引了我。他们相信，“高质量的阅读，是实现教育公平的起点。”他们知道书籍摆在图书馆里面的命运，也知道募集的图书质量堪忧，于是他们除了用募捐所得购买精选图书外，还坚持要把图书摆进大别山深处最贫困的那些小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里。
虽然他们只是在那些教室的角落里面放了一个小小的书架，但是却一下子拉近了书籍和孩子们的距离。然而只是有书摆在那里，不进行更加深入的阅读推广，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他们在“班级图书角”的基础上，逐渐组织起“公益讲师团”、“社区阅读馆”等。他们在湖南和湖北山区的小学校里做阅读推广的时间不长，但培训了很多当地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一起阅读，指导孩子们阅读，在班上开展各种阅读活动。据统计，中国有6千多万留守儿童，虽然他们做的看起来像是杯水车薪，但是每一个项目涉及到的孩子，他们的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并且也给老师和家长带来了改变，阅读让他们眼中有了光芒。
为了评估公益阅读推广项目的成效，泉蒙在所服务的区域发放调查问卷，今年收回有效问卷13117份。前不久，泉蒙的有关工作人员公布了他们的调查数据，在一大推数据中，图书角的开放率很有意义。61%的图书角周开放次数等于或超过4天。他们说“保证开放就是保证阅读质量”。并且，他们也观察到了阅读中的“马太效应”——越读越好，越好越读。在调查结果中，还可以看到“自由阅读”是60%的学生最喜欢的阅读方式。一位有名的语言学教育家史蒂芬•克拉申(Stephen Krashen)就有许多个研究项目都是围绕着“自由阅读”(或者叫“自发性阅读”)开展的。他认为一个人只有真正理解了，才能真正学会，而自由阅读就是将这种理解性输入变得更加容易和更加有效率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只要让孩子们尝到自由阅读的快乐，一些曾经懒得读书的学生也会变得更愿意读书。泉蒙收回的问卷中，关于阅读动机的部分，超过60%的学生选择了“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和“读书很快乐”，超过40%的学生选择了“提高学习成绩”。这是阅读本身给人带来的丰厚奖赏。
通过阅读，构建一个平等互惠时刻
在阅读推广方面，我倒是还有一种设想，我们或可关注一下阅读中师生的交流和关系的重构。这种交流不是指传统的老师对学生的指导。而是可以尝试在老师和学生之间，通过阅读构建一个“平等”和“互惠”的时刻。在阅读中，学生可以不再是学生，老师也可以不再是老师，在一本书面前，大家是读者对读者的关系。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时刻和关系中，彼此分享阅读的体验，分享阅读的快乐，互相学习。在这种氛围下，孩子们可能会更容易有自发性的、非正式的、自由的发言和表达；老师出于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也可以自在地发言，老师作为一个个体非正式的言论也更容易给孩子们带来文化性的影响。当然这对老师的素质要求有点高。
为了增进在阅读活动中成人和孩子“平等”与“互惠”的交流，其实还有一些可能被忽略的方法。例如在一些阅读推广活动中，很多人选择从绘本开始。绘本因为种类多样，受到了从低幼到高小很多孩子们的喜欢。但是在通常的绘本阅读活动中，我们看到成人引领和主导阅读的比例较高，成人和孩子们的讨论也大多围绕文本进行，集中讨论文本内容的较为常见。其实在引领阅读的活动中，或有其他更能鼓励小朋友参与进来的方式，例如让小朋友主导“读图”。能够称得上是“绘本”的书，比一般意义上的图画书更为注重画面的安排和细节，“画面”承担了大量的叙事功能，和文字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并且图画传达的信息是数倍于文字所能表达的。但是在很多绘本阅读活动中，图画的叙事功能，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引领者也没有给小读者们充分的时间去讨论图画所蕴含的那些意思。
拿台湾翻译出版的一本《小兔子大明星》为例，故事一开始就说，“五只兔子从小就经常去住在山里的提欧爷爷家过寒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准备出发去爷爷家的五只小兔的衣物和装备都不同，这些细节的不同告诉了我们怎样的信息呢？相信小朋友们在细节的观察方面比成人更为敏锐。优秀的绘本都是创作者数年的心血，日本的绘本作家和出版家土井章史在讲述绘本制作过程的时候，就以日本作家竹中真由美的绘本《蝌蚪查姆》为例，指出仅仅草图的完成就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当有人拿着草图来找土井章史的时候，他会问“画了多长时间”，对寻求出版者，他最经常说的是“请花上那个十倍的时间”。正是很多创作者和出版者的不急不躁成就了优秀的、可以长久流传的绘本。那么作为读者的我们，如果忽略了作者投入了最大心血的部分，无异于一场阅读上的“买椟还珠”。
日本绘本作家长新太说过，“再怎么拥有革新思想的人，当了家长后就变得保守了。”因此，成人创作给孩子们看的绘本的内容也通常具有保守性，唯一能突破这种保守性的地方，能够有任性溢出的地方大概就是图画了，所以不要忽略图画，那里面可能会藏着惊喜。创作了《巴姆和凯洛》系列绘本的日本作家岛田由佳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画面里面可能会蕴含着与正文无关的小乐趣，例如巴姆扫枯叶的画面中，枯叶中实际上有壁虎，全身就像枯叶一样的壁虎。我想如果我们好好利用这些图画，就可以创造一个小朋友引领我们读绘本的场景，由他们来告诉成人，画面中有什么，这是令孩子们投入到阅读活动中的好办法。在这种场景下，成人教导者身份隐退，把解读的权力赋予绘本真正的读者–儿童，恐怕也是那些绘本创作者的初衷吧！
另外，在一些阅读活动中，我发现甚少人去关注一本书的作者，尤其是孩子们。你问他们读过什么书，他们会马上告诉你，但是若问是谁写了那本书，大多就开始支支吾吾。这种现象反映了我们的阅读习惯，重文本，轻作者。我的孩子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有一个研习项目，就是向同学介绍自己最喜欢的作家生平。这些项目能够提醒孩子们去关注这些书的作者以及书籍背后的故事。这是他们从自由阅读，迈向更深入的阅读的第一步。自由阅读是一种“轻阅读”，随着兴趣而发生。还有一种阅读是“窄阅读”，就是专注一个作家的作品，或者专注一个类别去读。通过了这些阶段，学生们会渐渐迈向“深阅读”，他们的精神世界就在阅读之中满足了。
在阅读推广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堕入量化指标的陷阱。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忽略掉“阅读”的一大功能–锻炼“同理心”。无论一本书的作者是谁，我们阅读他们写下的文字，实际上也是一个“倾听”的过程。从书籍中，我们可以知道遥远的地方和陌生的国度里人们的境遇和想法，我们尝试着去理解的过程就是一个锻炼同理心的过程。阅读的越多，我们就越知道，这个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大量的灰色地带才是生活的常态。通过阅读，我们变得谦卑。因此我们在阅读上不要单纯追求数量，不要要求孩子们博览群书，而是在每读一本书的时候，给孩子们充分的时间去咀嚼和消化，去体会各种复杂的情境和情感，这样我们的孩子们日后才不至于变得情感粗糙和审美无能。每次看到一大堆“必读书目”的时候，我都不免担心，走马观花似的读书，除了增加谈资，于心灵的成长恐怕益处不大。
最后我想借用木心先生的句子来结束本文–“田野里的麦芒，日照摇金，月笼流银”，而阅读正是如此美好。(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