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我在一个花园派对上蹦蹦跳跳，花园里的花坛干净整洁。祖母和其他大一点的孩子都在注视着我，她们穿着颜色淡雅的连衣裙。我当时大约两岁。我对这件事的记忆模糊不清，尽管如此，它给我的感觉是真实的。我把它当作幼年记忆之一来珍藏。但有一个问题：我不确定这件事是不是真实的。按照我父母的说法，我可能是根据一张上世纪80年代在邻居家聚会的照片虚构了许多细节。
研究人员称，大约每10人中就有4个人会编造自己的第一段记忆。这是因为我们至少要到两岁时，大脑才会发育出储存自传体记忆的能力。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的自传体记忆专家洛芙迪(Catherine Loveday)表示，“虽然婴儿能形成记忆，但那些记忆不持久”。人们认为，幼儿大脑中形成的大量新细胞会破坏长期存储信息所需的连接。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到成年后，对童年的记忆很少。另一些研究表明，一旦我们到了七岁，就会出现一种“童年记忆缺失症”。
然而，有相当多的人会有七岁之前的模糊记忆。伦敦大学城市学院记忆规律中心(Centre for Memory and Law at 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主任康韦(Martin Conway)主持了一项对6641人最早记忆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在参与者分享的记忆中，有2487个来自两岁之前，比如坐在婴儿车里。14%的参与者称记得发生在他们一岁之前的事情，有些人甚至声称记得发生在自己出生之前的事。
康韦和他的团队认为，这些记忆不太可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原因在于它们被捕捉到时的年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我们中的许多人，最早期记忆中的事情其实是从没发生过的。其中原因可能与人性中更深层的东西有关–我们渴望拥有一个连贯的关于自身存在的叙述，甚至会通过编故事来让这种叙述变得更加完整。康韦解释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有些人来说，需要追溯到人生最早的阶段。”
关于我们怎么才会相信记住一些事情的说法是基于源监控的概念。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研究记忆与法律心理学家韦德(Kimberley Wade)说：“每当有了一个想法，我们都必须做出决定–是经历过某件事、想象过或是与他人谈起过。”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并能辨识出这些心理体验的来源，但有时候我们会搞错。即便是了解这种情况的人，也有可能掉进这个陷阱。韦德承认自己曾花很多时间回忆起一件事，其实那件事是她哥哥经历的事情，而不是她自己的经历。但尽管如此，那段回忆细节丰富，并引起了情绪反应。他说：“这些记忆，让我觉得它合理得像是一段真实经历的事情，然而我只是对它谈论得多了。”
它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些虚假的记忆是如何进入我们脑海的。其他人，甚至是陌生人，都能改写我们的历史。记忆研究人员已经证明，让志愿者产生虚假的自传体记忆是可能的，包括在商场迷路的记忆，甚至与皇室成员一起喝茶的记忆。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心理学家肖(Julia Shaw)甚至证明，让人们相信自己有过从未发生过的暴力犯罪也是可能的。利用记忆检索技术，让参与者在三次访谈中都被问及暴力犯罪的问题。其中70%的人会产生自己年轻时犯过罪的虚假记忆，有些人甚至相信自己曾用武器攻击过他人。在这些虚假记忆中，近四分之三的人甚至能够生动地描述出警察的长相。
这表明，在有高度暗示性的访谈中，人们很容易产生令人不安的丰富的虚假记忆。肖说：“根据研究，在适当的环境下，每个人都会形成复杂的虚假记忆。”但人们对灌输进去的记忆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最近的一项科学评述显示，47%参与这类试验的人会对虚假记忆产生某种诱导记忆，但只有15%的人能产生完整的记忆。在某些情况下，比如看完图片或视频后，儿童比成人更容易形成虚假记忆。某些性格类型的人也被认为更容易产生虚假记忆。韦德说，“如果是那种读一本书注意力高度集中，不再理会周围发生的事情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记忆扭曲。”
但是，童年虚假记忆对人产生的影响可能比意识到的更大。早年记忆中的事件、情感和经历有助于塑造成年后的我们，决定我们的好恶、恐惧甚至行为。在测试虚假记忆的影响时，食物似乎不是理想的选择，但近20项实验表明，灌输对某顿可口或恶心的饭菜的错误记忆，可能会长期改变人们的饮食选择。其中有一项研究，180名志愿者被告知小时候曾因吃鸡蛋三明治而生病，尽管这不是真事，但“相当数量的人”开始相信自己生过病，并因此开始避开鸡蛋三明治，而且在实验结束四个月后仍继续这么做。
实际上，专家们设法让人们相信自己小时候曾因某些食物而生病，让他们对各种各样的食物失去兴趣，包括草莓冰淇淋。在对实验进行的回顾中，研究人员表示，很少吃的食物，甚至像冰淇淋这样的甜食，“似乎更容易受生病的虚假记忆的影响”，而对于像饼干这样的常见零食，人们则不太相信它们曾害得自己生病。就像人们晚上喝多了酒第二天早上感到恶心，而对喝酒失去兴趣一样，虚假记忆也会影响人们对喝酒的态度和行为。在一项实验中，科学家们称，参与者在过去喝了朗姆酒或伏特加之后就生病了，很多参与者开始相信这个错误的反馈，并克制自己不去选择含有这些烈酒的饮品。
这看上去有点有趣，很多科学家认为，“虚假记忆饮食”可用于解决肥胖问题，鼓励人们选择更健康的食物，比如芦笋，甚至有助于减少人们的酒精消费。有趣的是，科学家们还发现，积极的暗示，如“你第一次吃芦笋就爱上了它”，往往比“你因为喝伏特加而生病”这样的消极暗示更有效。然而，虚假的自传体暗示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在法庭上。
英国虚假记忆协会(British False Memory Society)的费尔斯特德(Kevin Felstead)说，这种虚假记忆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费尔斯特德说：“冤案，坐牢，名誉、工作和地位的丧失以及家庭破裂都会发生。”涉及虚假记忆的法律案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目前无法区分真实的和虚构的记忆。人们尝试在脑部扫描仪（fMRI）中分析轻微的虚假记忆，并检测不同的神经模式，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这项技术可用于检测记忆是否被扭曲。
最极端的记忆灌输案例涉及一种有争议的技术，叫“回溯疗法”，即患者直面童年时期的创伤。这些创伤一般隐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据英国皇家心理医师学会(the Royal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称，这种方式容易诱发错误的童年记忆，并且被认为引发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撒旦恐慌”(Satanic panic)。在“撒旦恐慌”事件中，有人因为活埋儿童和仪式性虐待等骇人听闻的罪行而入狱，人们现在认为，当时是基于错误记忆做出的决断。最严重的一起案例是，一对从事日托工作的夫妇，被控挖孩子的心脏、活埋儿童，并把一些孩子扔进满是鲨鱼的水塘，他们因此而入狱21年，直到2017年才被判无罪。
人们的记忆不仅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而且在一生中，所有人对自己故事的叙述都不可靠。洛芙迪说：“记忆是可塑的，和口头流传的故事一样，每当我们重温记忆时，它们都会发生细微的变化。”它们会受认知、心态、知识甚至人们回忆往事时和谁在一起的影响，这会促使人们对生活中常遇见的某件事产生新的视角。她说：“记忆本质上是大脑神经网络的激活，这些神经网络被不断修改。因此，每次回忆时，新的元素可以很容易地融入，而现有的元素则可能改变或丢失。”
并不是说应该丢弃所有依赖记忆力的证据，或认为它们不可靠–在刑事案件中，它们往往会提供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但也促使人们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指导方针，用规范的方式询问证人和受害者，以确保他们对事件或行凶者的记忆不受调查人员或检方的影响。对那些想知道珍贵的童年记忆是否属实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寻找证明它确实发生过的证据–照片、童年录像或日记。但并非所有父母都记录下孩子童年时迈出的每一步。韦德说：“没有很好的办法判断一段记忆是否真实存在，因为人们的记忆往往有着极其令人信服的细节，充满了情感，人们对这些记忆非常有把握，但实际上却是大错特错。”
然而，一些大致的规则可能会有所帮助。三岁以前的记忆很可能是假的。一切看似非常流畅和详细的记忆，仿佛是在回放一段家庭录像，并经历一段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情，这很可能就是虚构出来的记忆。模糊的片段，或对瞬间的点滴记忆更有可能是真实的，只要它们不是来自过早的时期。有空白和不记得是正常的，韦德说：“我们不该指望记忆像电影一样清晰连贯。”
康韦还建议，尝试找出不合情理的细节。比如他自己最早的一段记忆是：穿着纸尿裤从人行道的裂缝里挖土。他断定这段宝贵的粗略记忆是虚构出来的，因为在记忆中他穿的是好奇(Huggies)纸尿裤。他说：“在我还是孩子的上世纪50年代，这种纸尿裤还没发明出来呢。所以这肯定是假的。如果仔细想想早期记忆的细节，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合情理处。”我们可能并不想摆脱这些记忆。我们的记忆，无论是不是虚构出来的，都有助于把人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位于犹他州普若佛的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核磁共振成像研究中心主任柯万(Brock Kirwan)解释说，回忆往事的行为可以表现得像社会粘合剂一样，因此“共同的经历可以帮助人们形成群体认同的基础，巩固群体凝聚力”。
无论是不是虚构出来的，对深爱的祖辈或失去很久的宠物的回忆都能给我们带来快乐。肖回忆说：“我有一段记忆是，我遇到了祖母，她抱起我，摇来摇去。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但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像这样的记忆是值得珍藏的，即使它不是真实的。(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