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华为创始人兼CEO任正非与两位美国商业作家对话，再度对占据媒体头条。他除了表达华为不惧美国打压，是只“打不死的鸟”的信心外，也延续了此前一种谦逊的论调，承认华为“在社会发明上，对人类的贡献还是小的”，未来也只有通过开放合作，才能达到赶上人类文明需求、为更多人创造财富的终极目的。
在中国消费者眼里，华为是一个民营科技企业的巨无霸。和许多人一样，笔者也曾体验过荣耀手机的便捷服务功能。华为在国际市场上的出色业绩，也让中国人有了科技巨大进步带来的某种民族自豪感。但任正非的心里，或许这种民族自豪感并不十分强烈，他应该是个胸怀大志并希望能完整拥抱现代人类的企业家。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被捕，有国人谴责或痛骂美国，而作为父亲的任正非却异常镇定。他依然以自己那种魅力微笑，面对整个世界的镜头。
华为崛起的历史机遇与空间
眼下，华为5G遭到美国乃至全球更大范围内的围堵封杀，大有四面楚歌之势。但任正非似乎面不改色、从容应对。华为的成长凝聚着他的全部心血，是靠一点一滴地打拼才摆脱技术困境与市场局限而逐步壮大起来。他心里明了，在汪洋大海中行船最怕失去方向与定力。他更清楚，正是中国被贫困落后倒逼了持续实行40年的改革开放、正本清源，才有可能营造出华为如今可与世对话的格局。而企业自主、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等等都是关键词！
必须承认，WTO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给了中国经济一个彻底翻身的动力。从乾隆年间再到鸦片战争，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以和平贸易拥抱世界的机遇，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才在一系列的困境中幡然醒悟，承认自己在现代文明面前的巨大差距，开始面向世界与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之道，并以某种接近科学的思维和有效方式，克服国家与社会发展上的障碍。而中国加入WTO这个国际贸易组织，美国政府正是始作俑者，是推手。
一种历史性地突破，让中美进入建交以来最具有互利互惠实质的蜜月关系期，甚至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也有了更开阔的了解交流空间。这样的背景，无疑给整个中国社会提振了向未来全面发展的信心。而企业家任正非也毫不例外地利用了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会。在练足内功后，华为作为国家的战略性发展企业，积极迈向了更为开阔的国际化创业。在任正非眼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自然是全世界可以共同分享的成果。
不料，企业家突然遭遇了国际政治中的一种麻烦！因为“间谍”嫌疑，华为产品成为美国政府调查并制裁的对象。任正非喊冤枉，但美国置之不理。在此纠结之际，却又再次遇上了美国政府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大战。美国拿中国政府的“不守规矩”和华为企业的“危害行为”捏成一团，相互佐证一种不诚信的行为逻辑，并强烈要求为了国家的利益与安全必须“讨回公道”。国事加企事，把任正非深深地卷进了激流旋涡。
任正非被绑上“国家战车”？
任正非当然知道，中美贸易摩擦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则在于不能相融对接的国家制度。从二战后至今，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各国经济之间的差异随着全球一体化缩小。信息革命与市场开放，使国际间关系也在发生性质上的改变，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与和平竞争成为主要的发展推动方式。否则，难以想象，像中国这样人口庞大、基础落后的国家会在几十年间实现超速度发展，GDP总量超越日本雄踞世界第二。
也许正是这种变化的格局，让美国这样的成熟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相当不适的生存反应，甚至产生某种危机感。最近这几十年来，美国也为各种国内外原因在走向衰落，国内制造业的低迷也影响了中产阶级的生存状态。在这个时候，崛起的中国一改原来的韬光养晦，其借助经济实力“四面出击”，很让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浮想联翩：中国的强大是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作为代价？而且，中国5G的科技领先地位特别炫目。更严重的是，美国情报部门抓住了华为为伊朗提供产品、违反了美国相关法律的线索。如此，一场风暴被掀起。
以贸易逆差为缘由的贸易战，交织着因5G而可能产生的科技战，使中美间关系的一段交恶在所难免。可以判断，除了包括政府的高层在内，中国几乎没有谁愿意与强大的美国发生冲突。问题在于，无论对中国政府或是对华为企业，美方所理解的事态或要解决的目的没那么简单。而因为经贸牵涉到中方的“结构性”改革，使症结变得难以化解。作为华为领导人的任正非，面对这样涉及国家层面的困境，他当然只是束手无策。
“感谢美国教会了我们怎样走路。今天学生超越了老师遭到妒忌和压制那是正常的，而学生也终将会超过先生”——这是任正非的逻辑。至于贸易战，他说：其实他早已有打持久战的准备，但最终会同美国在一个“巅峰上会师”，达到共同造福人类的科技高度。这种因某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导致的谦逊、自信与霸气，实在给人以太多的想象空间。一个民营企业，在中国从来不会很被待见与尊重，他任正非是怎样才走到今天这步天地？
任正非总是极力清醒地经营自己的企业，让华为充分尊重各种科技人才、遵循国际通行的商业原则，并谨小慎微地遵守大家订下的各项规矩，让产品一寸一尺有礼有节地占据国际市场。这个显然来之不易的融入成果，任正非自然非常珍惜并努力去加以扩大和捍卫。从眼下来看，他并不完全担忧华为会永远失去美国乃至于此相关的欧洲各国的市场，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不到万不得已，华为都会期待着华盛顿伸出的橄榄枝。
身在一种单纯又复杂的关系结构之中，任正非是非常清醒的。华为不能与世隔绝，即便今天断绝了与美国的关系，明天也一定会获得恢复——如果事实证明华为并没有“恶性问题”，如果在法庭上不被证明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或如果“把愤怒与理智分开”、“把美国与美国政客分开”；或再如中美能够最后都尊重常识、回到理性与逻辑的大国正常关系中的话。也正因此，人们认为他任正非具有一种“尊重常识的伟大”。
的确，任正非是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着一切重大问题，他对一个国家的价值判断也是建立在对其事实判断的基础之上。所以，他认同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伟大，承认自己国家的局限。甚至也一样认同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具有伟大的一面，因为他降减税率的政策，有利于产业发展，为美国赢得了百年的竞争力。即便是站在一种枪林弹雨中，任正非也要思考眼前的战争有多少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他不想把自己当成某种靶子，更不想让华为全军覆没。
任正非在尽量避免自己的企业卷入两国的贸易之战。但不幸的是，华为已活生生地被拖入了自己预想不到的矛盾困境间。
更问题的严重在于，随着中国国内官方高调反美、民间的爱国情绪被调动，中美意识形态的潜在矛盾被激活、激化，作为企业家的任正非也似乎一步步地被推上战车，并在国内越发汹涌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承担着必需爱国的巨大压力与风险！一个企业家选择政治站队往往是非常危险的，哪怕它站的是国家队。对内，它容易成为一种权力对财富属性的扭曲；而对外，则必然变成国家主义的工具，导致企业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中失去公平性。
“我们与美国有冲突，但最终还是要一起为人类服务的”，任正非这样说过。这不仅是一种要让华为作为世界第一科技供应商的雄心，而更是一种眼光与境界，一种融入并共同打造美好世界的愿景。可以设想，若换成是一位国企背景的董事长，应对今天这样群情激昂的事件一定难以冷静：要保持大国形象，对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得针尖对麦芒，决不妥协！只强调立场而不考虑是非，是许多国人容易犯的毛病，特别是遇上立场又同利益相关联的时候。其实任正非又何尝不是在希望通过华为，追求着一场科技的普世价值与中国关怀？
随着贸易战的加剧或科技战的开打，华为也将越来越多地被国内舆论推向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争斗中。一个民营企业家代表国家进行博弈的形象，其被动的姿势全世界都将看得清清楚楚，但几多矛盾疼痛，或许只有任正非自己知道！任正非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时曾说：“不进美国市场，华为也能世界第一。”这话听起来似乎不属于他本人的表达风格。什么第一？是华为产品市场占有率，还是华为的科技能力？
华为的终极问题，是中国的现代转型
对于这个世界的现代文明运行良序，美国可谓居功至伟。但在一个已建立完备的经济共同体中轻言自保，放弃责任，损害规则，哪怕有再多的客观理由也是有所欠考虑的大国思维。而中国，也同样没有资格固执己见，以强调自己的某种特殊性来回避法理规则的约束。更何况，在文化、政治、法治等重大相关现代性文明的社会建构方面，中国缺乏自己的宝贵更新，如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曾经所指：近500年来对人类社会几无贡献。笔者以为，国内的不少知识分子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也自有倾向：爱中国是出于情感，喜欢美国则是出于理性。
中国显然需要全面升级，尤其是体制方面，哪怕其间要付出阵痛的代价。在与美国的关系上，中国无需特别逞强。自己是大国，而美国是强国，大国与强国之间的距离也并非只是一步之遥。美国的优越传统也不仅仅是近三百年的历史，而是几千年人类文明的累积与折射的结果。
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历史文化与现实价值观差异，这是造成各种矛盾始终纠结无法排除的根本所在。美国与欧盟、日本或与其他体制相近的国家与地区，经过几数十年的磨合，形成了一个自由民主的价值共同体系，彼此没有势不两立的潜在因素。即使也有经济利益的纠纷，也发生过激烈的贸易鏖战，但终够不成一场尖锐的国家间利益互害的后果。在世贸组织建立的70多年间，成员国间不存在类似中美今天这样交织着意识形态的国家冲突。
美日贸易战，日本虽被打得头破血流“失去了二十年”，但除了被迫进行“结构性”改革，并未涉及经济利益以外的社会后果。可以说，中国加入WTO，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与中国共同创造出的奇迹。中美原本就不该发生这样的对立，而更多应该在价值取向上获得更大的共识与共赢。遗憾的是，彼此双方都无从下手解决这个近乎于千古的难题。甚至于我们，无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也都无法更深地了解中美这场冲突的根源所在，更无法参与任何接近真实的问题讨论。
因为中美矛盾，时下延伸着若干种说法：“文明的冲突”，“修昔底德陷阱”，及“中国式的马歇尔计划”。不同层次的文明间冲突，客观上都存在于宗教或世俗世界中。而中美两国，不论以怎样的形式生成，彼此都各自表述、各显其能。至于“修昔底德陷阱”或“马歇尔计划”，却还没到这个份上。其中一个我以为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现代性文化与思想还有待于培育；在内政与外交的综合实力上都并不足以强大到可来支持这两种理论。
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是一个全面强大、并赢得全世界敬重的美国，针对同盟国被战争摧毁的经济的拯救（遏制苏联的势力扩张只是其次）。而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则是在互利原则下建立投资经济关系，顺便拓展发展空间、寻求自身的再强大。相信中国的领导层是在寻找一个个加油站，而非冲向一个终点站。在内心深处，他们不会真的与美国为敌。关键在于，如何做出必要的、又不失尊严的让步，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继续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关系推动下，完成向全面发达而文明的现代国家转型。
有学者观点认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贸易竞争超越了现有的贸易理论”，并对双方提出忠告：贸易战没有赢家！笔者去年12月在FT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也警示了贸易战性质的转向风险，但并没预料到两国摩擦因华为而将演变成另一场更灾难的科技战甚至是冷战。因双方冲突的逐渐升级，国内缺乏理性的反美呼声越发高涨，似乎也使任正非的表态出现了某些矛盾，而他的华为企业的外在形象也显得模糊起来：将走向强大或是衰落？
近日，还有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在扩散：众志成城地反对和抵制整个美国，并且对国内某些希望以温和的方式解决中美贸易冲突的人们进行无情地警告，大有将贸易争端推向冷战乃至热战的汹涌气势。的确，处在这样的历史关口，我们需要高层领导人的智慧，这智慧包含着妥协的政治运作。历史早已证明，好战的国家或民众都不会有好的结局。今天的人类依然需要和平，国际关系依然需要以和为贵。习近平与特朗普的最新通话，让人们对他们在下周日本大阪G20峰会上握手言和更具期待！
不管中美矛盾结局如何，也不论华为是否赢得国际市场，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CEO，任正非的成功是毋庸讳言的；不管有何别的助力因素在起作用，他任作为企业家的伟大也是毫无疑问的。起码，他超越了一般中国企业经营者的狭隘与短视，能够分得清人类与民族间的正常关系，能够以最大的真诚对待世界文明的成果，并充分尊重自由市场对于企业乃至每一个个体的积极价值及其力量。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是可敬的，也因为中国实在稀缺！(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