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裔加拿大制作人帕斯卡.黄(Pascal Huynh)认为，每一扇门的后面都有一个值得分享的故事。他最近为听众和读者打开的一扇门是他的伯母阮氏蓉家的。当被问到为什么想讲述这位伯母的故事时，他解释说，原因之一是，他认为伯母的经历是不公平的。如果她事先知道这就是她移民加拿大以后要过的日子的话，她是不会从越南来到蒙特利尔的。
帕斯卡告诉CBC主持人Acey Rowe， 他对伯母最早的记忆是在他大概十岁的时候，他有一条裤子需要改短，大人就带他去了伯母家的地下室。那时在他的印象里，这位伯母永远呆在地下室里，伏在缝纫机上。阮氏蓉的大儿子、帕斯卡的表哥新孝证实了这个印象。他说，从地下室里传出的缝纫机的声音几乎日夜不停。妈妈喜欢一面干活一面听越南歌。歌声伴着缝纫机急促的哒哒声，加上成堆的布料散发出的味道，构成了家里三个孩子的童年回忆。另外，阮氏蓉还要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照顾丈夫和孩子。新孝说，在很多年里，这就是母亲的全部生活。她很少休息，没有朋友，更没有时间学法语和接触外面的世界。尽管她并没有被锁在地下室里，但她还是活得像个“缝纫机的奴隶”。
在小孩子的世界里，存在的事情都是正常的。帕斯卡要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对阮氏蓉的生活产生兴趣和疑问。他请母亲陪他去南岸拜访伯母。阮氏蓉回忆说，她少女时代的理想是当一个外语老师。但是由于她父亲曾经当过南越警察，1975年越共掌握政权后，她变成了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无法继续学外语，只能去幼儿园工作。她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的丈夫。
1982年冬天，阮氏蓉随丈夫移民加拿大，定居在蒙特利尔南岸。为了贴补家用，同时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她学会了用缝纫机，接活到家里做。从只会车一条直线开始，慢慢学会做整件衣服。她告诉帕斯卡，干这一行，你必须准时交活，而且不能出错，否则以后人家就不用你了。她那时为了赶工常常夜里三点才上床睡觉。这么幸苦，她却从来见不到钱，家里的日子总是紧巴巴的。她如果问丈夫钱都去哪儿了，丈夫立刻就会拍桌子发脾气，因为他认为管钱是一家之主的事，女人不应该插嘴。多年后，他坦率地告诉帕斯卡，他管钱管得很糟糕。而且他自己当时已经失业了，房贷、家用全都要从老婆的缝纫机里出。他满不在乎地承认自己那时候脾气不好，经常大吼大叫，但是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妻子的辛劳是生活逼的，又不是他逼的。帕斯卡一开始以为他是为了面子嘴硬，后来发现他真的是对妻子的痛苦完全无感。“他和我、和新孝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阮氏蓉每个星期都要在缝纫机上工作差不多八十个小时。年复一年地久坐不动，她的两个膝盖都出了问题，不得不动手术。还有一次，她的一只眼睛被弹起来的针扎伤，差点失明。受伤以后，丈夫不让她停工休息，家里的事也仍然全靠她操劳。她告诉帕斯卡，她在越南时都没有受过这么多苦。那时工作虽然累，但是有饭吃。来到加拿大以后不仅幸苦，而且还要伺候丈夫。她越来越抑郁，好多次想过自杀。
大儿子新孝鼓励她离婚。他告诉母亲：“这个男人正在慢慢杀死你。”她花了好几年时间才下了决心。在最小的女儿满十八岁后，她卖掉了缝纫机，离开了丈夫。儿子帮她找了一个离婚律师。这时她来到加拿大已经三十年了。新孝说，她几乎在离开家的第二天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终于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不再有一个人对她吼叫、给她下命令了。
现在她独自住在离原来的家不远的一栋小公寓里。帕斯卡说，你即使听不懂越南语，光从她的语调，就能听出她心情愉快。她终于有时间去学法语了，也交了几个朋友。她的邻居在她第一次出来扫雪时就发现她的腿脚不灵便，从此以后不仅包下扫雪，还经常开车带她去买菜。而她则以越南粉和春卷回报。帕斯卡认为佛教信仰帮助伯母走过这些年的艰难。她说自己准是前世亏欠了前夫，所以这辈子要还债。现在债还清了，她要好好生活，争取下辈子过得更好。而新孝的理论是，好人总会有好报。母亲是个好人，所以终于等来了她的好报。(文/吴薇，来源：R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