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白宫把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了25%。之后中国提升了自己的关税作为报复。现在，贸易战已全面展开–不过它实际上并不真是针对贸易的。
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中国的确占据最大的份额。但许多专家好像并不认为双边贸易赤字本身是问题–贸易赤字只是其他问题的症状而已(如果算是症状的话)。曾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认为，“美国全球贸易全面失衡是美国经济状况的结果–投资超过储蓄。”他还说，假设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消除，这种不平衡只会转移到其他国家去。
不管特朗普总统坚持不懈地追求关税是搞错了，还是装模作样地把它们作为对中国政府的筹码，美国继续坚持加征惩罚性关税与其说是为了解决贸易问题，不如说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投资规则。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把这些规则看作是强迫外国技术向中国企业转移，不公平地帮助它们。
但就连把贸易与技术问题如此明确地区分开来的美国谈判人员，往往也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更晚出现的世界贸易组织，都是在美国的主导和扶持之下，积极鼓励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在世贸组织有关知识产权的协议中，发达国家有“义务”向本国企业提供激励措施，鼓励它们向欠发达国家转移技术。
这种转移也被认为符合西方的利益：人们认为，贫穷国家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增长，要比依赖外国援助好得多。但中国的表现要远远好于实现自给自足的增长。到本世纪头十年代末，中国似乎变得过于成功，成为一种威胁：当时西方正在艰难地应对一场重大的(很大程度上是它自己制造的)金融危机。如今，知识转移对所有方面都好的长期原则正受到质疑。它们是否继续为全球利益服务，并应该继续受到鼓励吗？即使是中国这种情况？还是应该把中国当作一个例外呢？中国的体量加上国家对经济的参与，让它自成一类。
长期以来，美国谈判代表抱怨中国对待外国投资的做法不公平。美国知识产权防盗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2013年发布了一份后来经常被引用的报告，据该报告估计，所有国际知识产权盗窃案件中，中国占50%至80%。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2018年的报告中指责中国利用合资企业向中国公司输送技术，未能保护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
但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的确，美国公司已经获得了进入中国大约35个受限制行业的准许，比如汽车生产、石油勘探、核能、电信、银行和医疗机构，条件是它们必须将技术转让给当地的合作伙伴。中国企业正在雷诺-日产(Renault-Nissan)和福特(Ford)的帮助下研发电动汽车。亚马逊(Amazon)和微软(Microsoft)被要求与中国企业合作并分享技术之后，才能在中国销售云计算服务。
没错，杜邦(DuPont)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已起诉中国合资伙伴盗用商业机密。有时也发生过公开的盗窃，包括在国防部门，比如关于轰炸机和导弹系统的信息。但是，把所有这些事情相提并论，就有可能把不完善的规则与违反现有规则混为一谈，把政府政策与私营行业的行为混为一谈。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暗示，中国对外国投资要求本身就相当于盗窃。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公司之间的技术转让是在两厢情愿、经过谈判的商业协议环境下进行的。
此外，在一个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违规或几乎违规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一事实并不能让违规被人接受，但为思考如何最好地应对违规提供了有用的背景。其他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也曾遭到不公平地从外国合作伙伴那里获得技术(或补贴本国出口)的指责。但随着这些国家的收入增加，以及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它们开始遵守规则，这通常是在人均收入达到2.5万美元时。
以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距离达到这个收入水平还有10多年的时间。然而，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中国已经做出了比通常公认的更多的事情。中国美国商会的2019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指出，在接受调查的300多家美国公司中，59%的公司说，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在过去5年中有所改善；37%的公司说，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没有改变。(中国在其他方面也在成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最近都认定，中国政府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中国的经常性账户盈余已基本上消失了。)
尽管如此，中国对侵犯专利权等行为的惩罚力度仍然很弱，执法也不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年3月通过了《外商投资法》，但实施方面的内容太少。实际上，美国提高中国商品的关税是因为，它认为中国政府背弃了之前的承诺–将结束两国贸易战的协议草案中的主要条款写入法律。因此，根本的问题是：考虑到过去的国际做法以及中国的非凡发展，中国目前的技术转移政策是否公平？或者，更具挑衅性的说法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破坏了国际经济秩序？
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存在全球公认的指导方针。就在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报告中再次强调技术的全球扩散对推动全球增长的重要作用。据彭博社(Bloomberg)报道，中国现在几乎贡献了每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更具创新性的中国并不意味着竞争力更弱的美国。首先，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所指出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常不在同一类产品上竞争。经济学家张军等人也认为，中国的许多技术能力其实都被夸大了。中国向西方出口的产品(比如iPhone)中使用的许多更为复杂的零部件都是在其他地方制造的，只不过产品在中国组装而已。
限制美国“新兴和基础技术”的出口，尤其是与人工智能或第五代(5G)电信网络有关的出口，将减少知识向中国的流动。但按美国技术专家的说法，这也将损害美国的创新能力。(同样，特朗普本周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外国技术设备进入美国电信系统的决定，可能也会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从最发达国家向较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仍是全面有益的事情，包括对最发达的国家而言，即使中国显著增长的独特特点要求调整现有规范和管制机制，以便更好地管理这些转移。
特朗普政府对多边倡议有本能的反感，不太可能想求助于世界贸易组织或世界银行。(不过，它应该那样做，尤其是因为美国通常在世贸组织的裁决中获胜。)至少提出这些问题的下一个最佳时机是6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中国的经济增长似乎是对世界经济秩序的挑战，但威胁到这个秩序的可能是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反应。(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