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领导者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举行了一场晚宴，与当地校友“联络”–这是一种礼貌的委婉说法，指的是利用这些校友获取捐款的过程，作为一项正在进行的20亿英镑筹款活动的一部分。剑桥大学的学者们展示了该校的知识实力，在场的学生亦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但明显有一类人没有得到邀请：学生或潜在学生的父母。一位组织者尴尬地笑着解释道：“我们决定不这么做。”
为什么？纽约人可能会猜测该决定是近期作出的，其驱动因素是“形象问题”：今年早些时候，一起大学招生丑闻震撼了整个美国–富有的父母砸重金让子女在招生考试获得特别待遇，或贿赂教练证明孩子的运动特长，从而为子女购买了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等高校的入学机会。事实上，剑桥大学长期强烈反对任何带有父母为孩子“购买”入学名额意味的行为，无论是通过关系还是金钱。
一些高校对于这种不公平影响深恶痛绝，以至于30年前我申请剑桥大学时，高中老师严厉警告我，不要提及我父亲曾就读于剑桥。父母的纽带被视为潜在的污点，而非帮助。在美国人听来，这似乎很奇怪。因为，尽管美国多数精英可能无法接受这种彻头彻尾的欺诈，但利用老一辈留下的人脉关系的观念被视为理所当然。
然而在英国，剑桥的立场并不突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近年来英国大学对这种纽带压力更加公开地表示反感，而在美国，这种兜售影响力的行为却在悄然变多。剑桥大学的一位发言人坚称：“在评估过程中，家人关系或捐款没有、也不会发挥任何作用。”换句话说，这其中存在文化鸿沟。
这是否意味着英国的体系更加“公平”？不一定。在英国，金钱和阶级仍能买到大量特权，尽管是通过精英私校这种更微妙的方式：去年Sutton Trust一份报告显示，牛津剑桥(Oxbridge)几乎一半的入学名额流向那些私校的孩子，而在英国上私校的孩子只占7%。
如果你从更广泛的社会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公平”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微妙。美国父母可以使用历史遗留人脉和捐款来提高孩子追随其脚步的机会，这种观感本身促使很多人尝试这么做–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与母校保持密切联系，并向母校慷慨捐赠。(当然，也有很多人是本着无私的慈善精神捐款；但我们无法忽视某些人捐款是出于自身利益。)
之后，这些捐款会通过大学得到循环利用，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向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这一过程制造了其特有的不平等，因为名牌大学比社区大学获得的捐款多得多。该体系惩罚了那些不具备精英阶层的人脉和财富、但又不够贫困或“多元化”因而没有资格获得援助的中产阶级孩子。
但在社会流动性与大学的问题上，英国和美国的区别并没那么大：经合组织(OECD)计算得出，家中有人拥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进入大学的可能性，是家中无人上过大学的美国人的6.8倍；英格兰略好一些，为6.3倍。相比之下，芬兰和韩国仅略微高于1倍。
这就引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如果父母捐款似乎是为了获得影响力，那么出于道德考虑，是否最好拒绝这些捐款呢？或者，通过任何手段创建一所比较富裕的大学，并发放更多奖学金，是不是更好？说得更直白些：美国大学接受一些富有但平庸的孩子作为补贴那些贫穷但聪明的孩子的“代价”，这样做对吗？
当我向剑桥大学一些高层人士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皱着眉答道“不对”。但他们的原则立场是有代价的：如今，剑桥大学(包括大学和学院)的捐赠基金“只有”120亿英镑–超过欧洲多数大学，但远低于普林斯顿(Princeton)和斯坦福(Stanford)(两者均达到约260亿美元)、耶鲁(Yale，290亿美元)或者哈佛(380亿美元)。
到目前为止，这并没有影响到牛津和剑桥的排名：这两所大学在全球仍然常常名列前茅。但如果英国政府未来进一步削减对大学的支持，这可能会产生影响。尽管剑桥正奋起直追–最近收到了创纪录的1亿英镑捐款–但校方估计，剑桥在此轮筹款努力中的收获仅为斯坦福的三分之一。
因此，下次当你收到母校请求捐款的来信(或者为孩子的前途感到担忧)时，请考虑一下这些道德困境吧。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处理哲学难题本来就是大学应该培养的本领。(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