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千百年来一直存在女性请别人为自己生子的事情。但随着体外人工受孕(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等新技术的出现、文化上对于代孕接受程度的提高以及女性倾向于晚生孩子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代孕行业近年来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在过去20年里，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尽管很难知道通过代孕产子的精确人数，但有统计称，全球代孕行业总产值在2012年就已达到60亿美元。在英国，养育命令判决(Parental orders，指代孕生下的孩子需要通过法庭确定抚养权)的数量从2011年的121起爆增至2018年的368起，增长了三倍。申请养育命令并不具有强制性，实际代孕的数量可能比这个数字更高。
引人关注的案例
代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妊娠代孕，需要在代母体内植入精子和卵子。另一种是传统代孕，实际使用的是代母的卵子。代孕带来的好处很明显。对于那些不能通过自然怀孕生子的人来说，这可以帮助他们获得“自己的”孩子，免去了领养孩子的复杂程序。大多数代孕的过程都很顺利。但代孕规模的爆增也开始伴随出现道德方面的争议，一些处置不当的案例近年来吸引了大众关注。
比如，2014年，一名泰国代母投诉称，她为一对澳洲夫妇诞下一对双胞胎，但对方因其中一个婴儿患有唐氏综合症而拒绝接收，只把另外一名健康的孩子带回了澳洲。法院后来判决称这名婴儿并未遭到遗弃。但是，由于生父曾经被指有性侵儿童的行为，社会又开始普遍担心这种代孕儿童的生存环境。
弱势群体
还有一些案例让人担心代母遭到公司剥削，或者遭受非人的待遇。一些在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处于弱势的女性会成为代孕公司招募的对象，吸引她们的是高额的报酬。在乌克兰，一次代孕获取的报酬可以达到2万美金，这相当于该国平均年薪的8倍。有报道披露了代母遭受的悲惨对待，如果她们不遵守公司的严格规定，或者出现流产，代孕公司会拒绝付给报酬。这种担心促使很多国家关闭迅速增长的代孕机构。联合国去年也警告说，商业代孕通常可以被视为买卖儿童。
“医疗旅游”兴起
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和价值观迥异，世界各地关于代孕的立法也不尽相同。在法国和德国，代孕被视作损害了女性的尊严，遭到完全禁止。但英国把代孕视为一位女性赠予另一位女性礼物的行为，并将此视为“利他主义”。美国加州、俄罗斯和乌克兰至今仍允许商业代孕，并将此视为追求女性独立精神的行为。让人担心的是，一些全球代孕目的地国家至今没有法律对此进行监管，比如肯尼亚和尼日利亚。这种差异导致代孕行业的“医疗旅游”现象。这种现象指的是，如果打算购买代孕的人所在的国家不允许或限制这种行为，他们只要换到一个法律相对宽松或者缺乏监管的国家就行了。近年来就出现过寻求代孕的父亲或母亲蜂拥而至来到印度、泰国、柬埔寨和尼泊尔的现象，其原因是这些国家宣布即将关闭为外国人服务的代孕机构。然而，一个代孕热点目的地被关闭后，另一个地方就会很快取而代之。
法律难题
剥削利用较穷国家的女性、将孩子作为商品对待，这些是代孕引发的道德危机。更严重的是，以代孕为目的的医疗旅游催生了法律难题。一些国家将代母视为婴儿的合法母亲，但一些国家却认可购买服务的人(Commissioning parents)从婴儿诞生那一刻开始就成为其合法父母。这种法律差异意味着，代孕婴儿可能会成为无国籍人士。
代孕行业统计数据
60亿美元：2012年全球代孕产业估计总值
200%：2011-2018年英国和代孕有关的养育判决数量增幅
368：2018年英国和代孕有关的养育判决数量
2万美元：乌克兰代孕价格，相当于该国平均年薪8倍
2008年，在一起标志性的案例中，一对购买代孕服务的日本夫妻在小孩诞生之前离婚，导致这名由印度代母产下的小孩遭到遗弃。印度代母和购买服务的日本女子都不愿意承担抚养责任。离婚的日本男子想要孩子，但根据印度法律，单身人士不能收养小孩。最后结果就是，无法判定谁是这名小孩的合法父母，小孩的国籍也难以判定。如果小孩跟随购买代孕服务的父母回到自己的国家，那就需要当地政府根据自己的法律判定发生在海外的协议是否合法，并判定购买代孕服务的人是否能成为合法父母。一些国家会优先考虑儿童权益。这就意味这政府不得不接受现实，对发生在国外的存在道德问题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国际准则
跨国界组织“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最近正在探讨是否有可能制定统一的国际准则来规范代孕行为。但是，由于各国对于代孕的不同态度，形成统一的准则可能很难。禁止或限制代孕的国家不愿意签署协议放开商业代孕，准许商业代孕的国家同样也不愿签署禁止条款。这样一来，各国政府都会面临困难局面：全球代孕市场的繁荣正是源于各国法律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导致监管缺失。代孕确实可以给渴望孩子的家庭带来欣喜，但同时也为剥削弱势群体的行为打开了大门。随着代孕的日渐普及，法律和道德的困境会日趋严重。在潘多拉魔盒打开的同时，法律没有做出及时的回应。(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