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雷尔·韦斯特(Darrell West)收到过一张别出心裁的生日贺卡。封面是“总统希拉里”坐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微笑的样子，内附的贺词是“你瞧？有比老一岁更可怕的事情！”家人不忘手写几句为他量身打造的问候：“生日快乐，达雷尔！我敢肯定你不像我们一样觉得这张贺卡很搞笑！”
韦斯特和三个兄弟姐妹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保守郊区的一个奶牛场长大。他的姐妹们一直在家乡生活，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与哥哥则取得了博士学位，搬到了东海岸生活。韦斯特成为了政治科学家，曾在常春藤联盟之一的布朗大学教书。他还是著作等身的作家，共出版了24本专著。韦斯特如今供职于负有盛名的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其多次被评为世界排名第一智库。韦斯特是该学会政府治理研究项目副主席，是竞选和选举、人工智能、科技政策领域的重量级专家。
韦斯特毫不讳言，他的政治理念偏左，但他与属于保守派的家人互相尊重，并从微观的家庭分歧出发，思考美国政治分裂的根源和解法。手足四人关系密切，只是每次谈到美国政治就水火不容。他与哥哥会站在同一阵营，两位姐妹则持几乎完全相反的意见。“我的家庭就是微缩版的分裂美国，”韦斯特对BBC中文说，“政治、经济、地理、文化层面上全方位的分裂。”韦斯特的新书《分裂的政治，分裂的国家：特朗普时期的超纷争》(Divided Politics, Divided Nation: Hyperconflict in the Trump Era)是一本充满鲜活故事的家族回忆录，同时也是他作为一位政策学者，对美国政治极化过程的记录与分析。以下是BBC与韦斯特的独家访谈记录，文字有删节及编辑。
BBC：在这本书里，你想讲一个怎样的故事？
韦斯特：这本书结合了我家族历史和特朗普上台以来的国家政治。我在俄亥俄州政治理念保守的郊区奶牛农场长大，曾在自由化的大学教书，如今在华盛顿特区生活。我的家庭是政治理念分裂的微缩版美国。我的两个姐妹是特朗普总统的忠实支持者，而我和哥哥并不喜欢特朗普。我们经常有非常有趣的家族辩论。几十年来，家人间都知道对方持不同政治理念，但我们还处得来。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目前都对对方很气愤，与两派皆有深入交流的人并不多，这也是我想写这本书的原因。
BBC：你指的分裂是什么？只是民主党、共和党的区别，还是更普遍的分裂？
韦斯特：几乎是各种意义上的分裂。我和三个兄弟姐妹间，两人是民主党人，两人是共和党人；两人是自由派，两人是保守派；两人生活在东海岸，两人住在中西部郊区。这种分裂是政治、经济、地理、文化层面上的。
BBC：这简直像是个社会实验。你们来自同一个家庭，有相似的童年，什么原因让你们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
韦斯特：最关键的是教育。我们在同一个家中长大，上一样的初等学校，到同一个教堂祈祷。我和哥哥上了大学，最终获得博士学位，搬到东海岸生活。我的姐妹从大学肄业，留在我们从小长大的郊区生活。相异的生活经验把我们推到了不同的道路上。姐妹在当地教堂很活跃，变得更虔诚，我和哥哥变得世俗化。几乎在 每个议题上，我们兄弟姐妹都有不同看法。大学时期，我的政治理念从保守转趋开放，因为我感受到工薪家庭人士需要政府系统的帮助。我就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申请了助学贷款，让我觉得”政府可以帮到他人”。而我的两位姐妹并不认可大政府，支持低税收、加强规管政府，看待政府的角度与我不同。
BBC：你与家人如何维持尊重、不因政见不同而仇恨对方？
韦斯特：40年前，我和家人就说好了就政治问题要求同存异。从里根时代起，我们就明白对方持不同政见，但依旧互相尊重，还经常以我们不同政治倾向开玩笑。每次总统选举，我和哥哥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姐妹们则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不过我们经常交谈，一起庆祝圣诞节，一个生日都没落下，总会给对方寄卡片、打电话。我们从来没有大吵一架或是冷战。然而，特朗普的确让家族内求同存异变得更有挑战性。他实行了更极端的政策，说过更极端的言论，侮辱过不少人。另外，在家庭中求同存异是一回事，与朋友、同事或陌生人克服分歧又是另一回事，毕竟家人一起相处很多年，有情感纽带。很多美国人越发视政见不同的人为敌人，跟敌方很难有礼貌的对话。
BBC：你刚解释了为什么你与家人政治理念分歧，在你看来，美国变得更分裂也是由于相似的原因吗？
韦斯特：我认为是相似的。2016年大选的政治分野关键在于教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选民大多支持了希拉里，受教育程度偏低的投票给了特朗普。在经济与地理层面上，美国约15%的区域制造了全国64%的GDP，东西海岸与其他几个主要城市囊括了美国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其他区域在经济上面临难关，人们找不到工作，年轻人要离开家乡到城市去。而”被抛在后面”的人们的政治怨念，为特朗普2016年大选胜利奠定基础。特朗普告诉这些人，他理解他们的困境，说这个系统“被操纵”来针对他们，他的胜利是得益于这群支持者。
BBC：你曾说过，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认同美国正面临困难，但两方对症结的理解不同，从而得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韦斯特：两方都同意有很多美国人“被抛在后面”、掉队了，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经济红利，但对谁是应对此负责的始作俑者，有不同见解。保守派责怪政府，因此支持减税和减少规管；自由派认为政府不是问题，而是华尔街金融业，收入不均，我们需要税收政策来重新分配财富。在我家的讨论也是这样的。我的姐妹认为政府是问题所在，应减轻政府的角色；我和哥哥反对这个看法，认为主要的问题是收入不均。如果没有消费者就没有资本主义，人们需要有财富来花费。
BBC：你年轻一代的家人与你在布朗大学接触到的学生，他们的政治观念有什么异同？政治分歧是否在年轻一代当中循坏？
韦斯特：这正是现代美国的故事。我的外甥们还生活在俄亥俄郊区，价值观偏保守。而大部分的布朗大学学生非常自由派，学校内部的调查显示，77%自我认同为民主党人或绿党，只有5%支持共和党。
BBC：你肯定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如果一个人30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没有良心，如果超过30岁，还是左派，这人没有头脑。你怎么看？
韦斯特：这并不符合我的经历。人们通常会说，当人年纪渐长，有了家庭、房产、贷款，就会在税收政策偏向保守。但对我来说，那并不准确，因为税收政策让政府有收入，资助社会项目来帮助一般家庭。我很愿意交税，只要税收是用在刀刃上。
BBC：在书中你写道，如今的政治分裂并非特朗普创造的，克林顿政府才是关键节点。为什么？
韦斯特：这本书是40年的政治历史记录。美国极化政治不是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的，很久之前就埋下了种子。我认为克林顿时期是分裂的关键节点。克林顿接了里根和老布什的班，他是第一位年轻一代的总统、60年代美国文化变革的产物，他是一个分裂历史的人物。
有人喜欢他是一个年轻有活力的领袖；其他人对他的背景不以为然，认为他会给美国带来坏影响。而克林顿最终在椭圆办公室跟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发生婚外情，证实了后者的质疑：“他正是我之前猜想的那样坏！”我记得我的姐妹们当时勃然大怒，但在东海岸，人们认为克林顿的确不应该做那样的事，但这不代表他是个不称职的总统。克林顿的婚外情尤其激化了城市与郊区居民的政治分歧。
政治极化在接下来每一任总统任期内愈趋严重。911事件后，小布什下令美军入侵伊拉克，这个决定使国家更分裂了。比如，我的学生们很不满意他开启了一场完全错误的战争；而我在俄亥俄的亲戚全力支持总统，认为他在打击恐怖主义。在奥巴马任内，分歧的里程碑议题则是全民医保(奥巴马医保)。自由派认为医保是基本人权，全民医保能照顾到每个人是件好事，其他人则担忧大政府控制了医疗保险。奥巴马医保再次加强了左右派的分歧。同时，奥巴马是位非裔总统，族裔是一个分歧热点。美国的少数族裔逐年增加，有人喜欢更多元的美国，有人感到受威胁，怀念50年代时白人说了算的美国。
BBC：在特朗普时期，我们似乎看到越来越多这样撕裂国家的议题，例如大法官提名、“通俄门”调查穆勒报告、男星史莫利特（Jussie Smollett）的案件……
韦斯特：特朗普一直在利用美国的政治分歧。他之所以成为总统，就是因为他有能力动员其中一派去冲击另一派。他创造了“替罪羊”，让有经济压力的人去责怪移民抢走他们的工作、中国抢走了制造业。他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人们的恐惧和焦虑。但自由派对此极其反感，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违反美国最根本的价值观。政治分歧从而在他的任内发展得更为深重。当一个国家极其极化时，这样的国家是无法治理的。在华府，人们常看到政府关门，因为共和、民主两党无法就政府预算达成共识。政府无法正常运作，很难就重大政策达成跨越党派的共识。如果我们不凝聚在一起，这对美国民主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
BBC：美国人要如何在国家层面克服分歧？
韦斯特：在书中我写道，我们需要认识政治极化的根源，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东西两岸与中部人们的地理经济差异、贫富差距、媒体报导与科技……这些因素让人们更分裂、极端，因而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说说媒体方面吧。在高度竞争的新闻行业，商业媒体瞄准利基市场，抓住一小部分的死忠粉，因此我们现在基本剩下自由、保守两派的媒体。大多数人如今只依赖印证他们看法的媒体来源。作为一个新闻消费者，我在尝试兼读自由、保守、温和中立的媒体资讯，我想听到多元化的声音，然后决定自己的立场。大部分人不这么做，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有害的。
BBC：美国还存在中间立场吗？对美国政治的未来，你有何预期与建议？
韦斯特：中间立场依然存在。国民的整体政见还是相当温和与中立的，统计数据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自认是中间派，但这些人通常较少参与政治。对某个议题有强烈情绪的人，是那些去投票、给竞选人捐赠或当义工、说服朋友也投票的人。政治取向温和的选民，如果不投票，就无法反映他们的意见了。美国政治体系和领袖已变得更极化。如今，政治人物要吸引他们的基本盘选民。你要显得很开放才能赢得民主党选民的选票，要很保守才能讨得共和党选民欢心。这意味着政治领袖和选民之间存在不匹配，人们的政治取向实际上没有政治人物那么极端。如果人们开始反对极端化，那会发出信号：我们想要更温和、更愿意妥协的领袖。那正是美国政治在二战后的情况。我们需要回到那段理性的时期。
在书的总结章节，我提出一些建议，包括实行全民强制投票，就像澳大利亚那样，他们有90%到95%的投票率。而在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大概是60%，中期选举经常只有35%到40%。如果实行全民强制投票，政客就无法靠极端政策获得选举胜利。在美国政治历史中，人们通常会选一位跟现任总统南辕北辙的人。奥巴马，自由开放、民主党人、非裔，于是下一任就是特朗普，完完全全的反面。我认为下一位总统很可能特朗普的绝对反面。这就是美国政治的钟摆效应，从一边摆到另一边，在愈趋分裂的当今美国，每次摆的幅度会更大。(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