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把我们称为终极精简者。几年前，我和妻子詹妮特(Janet)有3个家，分别位于伦敦、萨福克和托斯卡纳。我们花了很多年翻新、完善并享受这几个家(这很重要)。但随着我距离耄耋之年更近，我们越来越想把生活简化一下了。
首先，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我们位于托斯卡纳的家。过去我们每年夏季都在托斯卡纳待很久，其他哪儿都不去。我们不希望有一个我们很少去的欧洲的家，我们知道很多人最后都面临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出售位于托斯卡纳孟塔西诺(Montalcino)的家。意外的是，事实证明这并不痛苦。我们感到特别轻松。这让我们不禁思考。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在伦敦和萨福克各有一个家？在我成年以来的多数时间里，我一直在累积资产。在而立之年，我创建了全球首个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把品牌营销变成一个严肃的商业学科是我们的“发明”。我们缔造了很多后来变得家喻户晓的品牌，包括Hob-Nobs、Mondeo和Viagra，还有数百个其他品牌。在50岁时，我把它们都卖掉，然后“退休”了。
接着，我和3个朋友买下了普利茅斯杜松子酒厂(Plymouth Gin)，这是一家烈性酒制造商，25年前，很多人认为这种酒正在走向消亡。但我相信我们几个当时点燃了引信，引爆了当前这场杜松子酒革命。我们后来将这家酒厂出售给了Absolut Vodka。接下来，我购买了萨福克东北部一座精美的被壕沟环绕的庄园别墅，并建起了英国首批精酿啤酒厂之一St Peter’s。我们的Without®无醇啤酒尤其成功。
最近，我和3个朋友创建了理发店和男士美容产品制造商Ruffians。我们每周有一半的时间住在位于伦敦伊斯灵顿的家，另一半时间住在萨福克亨廷菲尔德(Huntingfield)的Holland House。那么我们可能会出售哪套房子呢？我们两个都喜欢。我（略微）倾向于保留位于萨福克的家，我妻子则更喜欢伦敦的家。然而，每周来回于两地间变得费时费力，我们需要做出决定。
遗憾的是，人们很容易推迟做出这种决定，直到时间已晚。去年底，我们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实际上其他几个朋友也病得很严重。这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不过我要强调我们并没有消极地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或妻子病得很重或者撒手人寰，我们会疲于应付健康问题，而无暇安排好我们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把这些留给未亡人或我们的遗嘱执行人来解决。因此我们决定有意地简化我们的生活，稳妥、专心地做好这件事。
现在流行的看法似乎是像我们这样的老家伙(我现在75岁，我妻子66岁)应该退居乡间，把城市生活留给更年轻的人。我们越是仔细地权衡几种选择，就越不支持这样的看法。我们烦恼过，但最终我们选择留在伦敦，因为它年轻、多种文化汇聚、富有活力，有众多餐厅和剧院，公共交通完善，而且去机场方便。我们还喜欢这一点：在伦敦我们不需要有车。在萨福克，没有车不行，然而谁知道我们还能开多久？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年龄，在伦敦，我们距离大型教学医院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在萨福克，最近的综合医院也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
去年秋天，Holland House通过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出售完毕。这并不容易，因为市场形势严峻，价格低迷。但我们成功地卖掉了，很高兴。我们的汽车也卖掉了。我们现在开始在伦敦过一种化繁为简的生活。剩下的问题是处置我们在乡下别墅的物品；特别是很多我们收藏了30多年的古董和艺术品。其中包括古董橡木器具、瓷器、镴器、艺术品以及从16世纪到当代的各种家具。
遗憾的是，我们只能把很少的一部分带回伦敦，因为我们位于伦敦的家已经配好家具。我们的受益人比我们年轻，对于家装有着非常不同的品味(往往如此)。因此，我们选择了拍卖。有人建议我们不要期待会拍出高价，因为古董市场也不景气。“棕色家具”(Brown furniture)尤其不受待见，很多拍品现在的拍卖价格只有10年前的10%。“棕色家具”主要指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红木家具，但乡村橡木家具的行情也很低迷。我们没有很多传统的棕色家具，即便如此，我们也知道我们卖不出高价。甚至我们钟爱的物件卖出的价格也只会是我们当初买价的一个零头。
确实如此，我们出售的这些物件当初买下可能花费了远不止50万英镑，我们最好能明白现在能卖到当初买价的三分之一就不错了。我们要是投资了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r)穿过的运动鞋会更赚，不过那样的藏品观赏价值差一些。不过我们看得很开。幸运的是，事实证明，拍卖过程本身倒是高效且不痛苦的。不，我们不会出现在拍卖会上。我们将祈祷一切顺利。
我们也非常确定，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我们喜欢在萨福克度过的时光，我们交到了很好的朋友，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再说了，他们还可以来看我们，我们会准备好客房。我们决定在伦敦购买一套面积更大的房子，就在我们现在位于伊斯灵顿的房子街对面。我们将在装修完成后入住。生意方面，我们引进了两位非常优秀的酒品贸易高管担任St Peter’s Brewery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我和妻子已从董事会辞职(我们仍然是“静默投资者”)。
我还减少了在Ruffians的工作，但我仍然担任董事长–这个工作太有趣了，我舍不得离开，不过负责日常经营的是我的首席执行官和合作伙伴安迪•坎农(Andy Cannon)，他干得出色极了。我们简化生活的工作正接近完成，一种强烈的感觉是如释重负。我们不想把精力用在照看多处房产上。但我们决心不让这种简化成为一个负面的事情，或是好像要把我们的生活“关门歇业”。我们反而把它视为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阶段的开始，而且我们有着远大的计划，要更多地参加伦敦的各种活动，花更多的时间旅行。(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