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袭击节奏的放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适当时机，可以考虑未来也许会发生什么。自有记录以来，这样或那样的恐怖主义（其定义在不断变化）一直是有组织社会的一个特征。对于研究恐怖主义的人士，恐怖主义下一步将走向何方——激进的环保主义者、极端的勒德分子(Luddites)、狂热的宗教信徒，或者一些尚未冒出来的边缘意识形态–是一个重大问题。
克里斯托弗•沃尔(Christopher Wall)和沃尔特•拉克(Walter Laquer)这本书的书名承诺提供一个答案。事实上，《恐怖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Terrorism)在更大程度上关乎这种现象的历史。它将当前的政治趋势与其暴力推论结合在一起，简明叙述了与历史相联系的当前恐怖主义状况。在此过程中，它驳斥了恐怖主义研究的某些分支，并提醒我们，政府可能在反恐努力中产生最具破坏性的元素。
确定恐怖主义的根本动机和原因从来很困难。1796年，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他的《论弑君的和平》(Letters on a Regicide Peace)中宣称：“对于任何意识形态，你只要认真思考，就会发现它下面有一个恐怖分子。”无论这种说法多么正确，沃尔和拉克证明，它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它在相反的方向上并不总是正确：在深挖恐怖分子的个人生活时，往往很难找到任何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典型的案例涉及遇到轻度麻烦的个人，他们把极端意识形态当作一个手段，将结构和目的引入自己的生活。幸运的是，真正的信奉者并不多见–但当他们出现时就带有致命的危险，比如挪威的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
这就是恐怖主义如此难以根除的原因。它通常源自社会的一些基本失败或不平衡所导致的愤怒和不满源泉。但是，搞恐怖主义的人似乎并非总是与他们声称为之奋斗的意识形态存在明确联系。而那些兜售恐怖主义的人非常善于争取心怀不满的少数人。结果之一是对暴力的迷恋。在缺乏意识形态清晰度的情况下，恐怖分子只能提纯暴力。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对极端暴力的虚无主义式拥抱就表露了这一点。但是，正如沃尔和拉克所阐述的那样，这并不新颖。20世纪初，政治暴力的前线在俄罗斯–该国社会革命者发起的一场运动最初吸引了中产阶级，后来逐渐吸引了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正如两位作者所描述的那样：“他们让情感推动自己前进，把自己描绘成受仇恨驱使、受荣誉和牺牲自我的意愿激励的革命英雄。暴力是神圣的，投掷炸弹是神圣的。”
今天的极端行为并不新鲜；净化社会的概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集体历史叙事中。更糟糕的是，两位作者写道，“宗教激励的暴力永远保持一种不可磨灭的末日启示天赋”。但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可观察到的最大问题一直是政府的回应和过度反应所造成的损害。举目当今，沃尔和拉克强调了一个事实：美国境内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往往被夸大，这与极右势力令人担忧却往往被忽视的兴起形成对比。作为本书最具前瞻性的一方面，两位作者指出了另类右翼(alt-right)已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主流。他们写道，危险在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已经把许多另类右翼的观念变成了当下共和党正统观念的一部分。虽然许多共和党人不会接受另类右翼的观念，但只要有一小部分人接受其观念，变得激进化，然后拿起武器(就会改变历史)。”
这是一个黯淡的未来：主流政客会倡导撕裂社会结构的激进观念。虽然这种说法可能言过其实，但两位作者强调，尽管“恐怖主义很可能永远不会结束……但其最糟糕的影响绝对可以得到缓解”。不要让仇恨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开端。这本书也许没有勾勒出恐怖主义的未来，但它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把我们带到今天境地的那条长长的弧线。(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