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中，一些机构发布了引人深思的精神健康数据。一部分报告指出西方世界中精神苦闷程度正在普遍增长，更有争议的是，指出各国的精神苦闷程度有显著不同。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报告，几乎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受精神紧张困扰，而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的这一比例为大约五分之一。在日本，这个比例不到十分之一，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亦是如此–比美国要低得多。
为何如此？人类学家或将其归咎于不同文化对于个人主义、幸福与自我表达的不同概念；经济学家或将其归责于不同的商业动机：在私营企业通过销售抗抑郁药品盈利的国家，譬如美国，自测或被诊断为“紧张”、“焦虑”或“抑郁”的人愈多，商机也愈多。如果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这两位现居伦敦的流行病学家不出谬误，便还有一种解释：收入不平等。他们于2009年出版的畅销书《精神层次》(The Spirit Level)主张，英美等国的高度收入不平等与其更差的生理健康、更为频发的暴力事件、以及生产力更低的经济相关。
自那以后，威尔金森和皮克特又延伸了他们的论点。他们的新书《内在层次》(The Inner Level)主张，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不止生理上更疾病缠身，在心理上也受到影响。这些社会的居民更容易受到慢性应激、焦虑、抑郁症、躁郁症和成瘾等问题的困扰。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用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以及一份从27项独立研究收集数据的《柳叶刀精神病学》(Lancet Psychiatry)报告，展示了精神健康与收入不平等的关联。在这两项数据上，美国和日本都各据排名两端。
接着，他们展示了不同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模式与问题赌博、儿童行为问题、躁郁症、甚至“自我提升偏见”–即夸大自我重要性–的高度关联。同样，收入不平等与企业的广告费用也相关–威尔金森和皮克特将其归咎于美国等收入不平等国家中因地位焦虑产生的更强的消费主义。威尔金森和皮克特认为收入不平等国家中精神健康的恶化不止影响了穷人，也影响了富人(尽管影响程度低得多)。“尽管坐拥前所未有的物质舒适，(生活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我们仍身负痛苦和精神疾病的重担。”他们如此说道，并呼吁在这些国家施行缩小不平等的新政策。有的读者对此不予置信。相关性不代表因果关系，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的理论也有缺点，其一是很难精确地衡量精神健康。举例来说，有些人认为更强的消费主义不是坏事，也不觉得地位焦虑应与抑郁症和躁郁症相提并论。
然而，尽管有这些疑虑，对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的论点完全不予理会却是愚蠢的。这绝非最近唯一一本强调这些问题的书。实际上，近来一大批关于这场辩论的书籍涌现，立场有左有右，这显示出今日许多美国人承受的精神痛苦、家庭分裂、社群压力之重。这些问题在贫穷社区中尤甚。我在阅读《简斯维尔》(Janesville)、《扫地出门》(Evicted)、《乡巴佬的挽歌》(Hillbilly Elegy)和《分崩离析》(Coming Apart)时，无法不为这些悲剧感到深深的悲伤和愤怒，而它们发生在美国这般富裕的国家。
不止是书。政治的时代思潮也出现了更广泛改变的征兆。最近几十年，美国政治话语偏向于默认只要收入不平等能够刺激竞争、创新和进步，它就是美国梦相对有益的一面。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吸引了无依无靠的劳动阶级，他的巨大财富不但没有拖他后腿，而且是其部分原因：他将财富作为成功的标志，用于激励他人。但纽约左翼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她呼吁增税以减少不平等–等政治人士引发了正在形成的新讨论。2020年总统选举已经临近，对这问题的关注只会愈演愈烈。至于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如往常一样，人们各执一词。政治右派呼吁建立更强的社区关系与宗教信仰，左派则寻求经济再分配。至少，《内在层次》这本书有效地提醒了我们应将这个问题置于国际背景下，也提醒了我们关于不平等的辩论不只与金钱有关。(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