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换上你的衣服，然后你给我拍张照，可以吗？”美国华裔摄影师许永扬(Wing Young Huie)在年过半百后，才第一次踏上父母亲的故土中国。他拍摄素未谋面的中国人，然后换上摄影对象的衣服，把相机交到对方手中，然后在同一位置、摆同一姿势、穿同一套衣服，拍一张非常相似的照片。在这些照片里，许永扬看起来像是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有时，他又显得格格不入，不知所措。
他将这些以“我是你”为概念的摄影与访谈内容，发表在一本名为《中国属性》(Chinese-ness)的摄影文集中，探讨人们复杂的身份认同。“我试着透过中国人的生活，来理解我自己的历史。”许永扬对BBC中文说，这趟摄影旅程犹如一次探索身份认同的深潜。“如果我生在中国，如今我会是个怎样的人？”带着这个疑问，他深吸一口气，一头栽进了秘密重重的家庭历史。
从台山到德卢斯
许永扬的父亲许乔(Joe Huie，音译)祖籍是“中国第一侨乡”广东台山，跟无数年轻力壮的乡人一样，他年纪轻轻就踏上“出洋”旅程，在1909年抵达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Duluth)。随后许乔多次在台山与德卢斯之间往返，直到1950年代初，他与妻子双双移民美国，经营每周七天24小时营业的中餐馆。德卢斯是采矿与工业重镇，吸引了大量从事蓝领工作的移民，其中以北欧移民为主，因此人称”维京人的小镇”。许家住在一座带后院的小砖房，从院子里能远眺苏必利尔湖(Lake Superior)。
1955年，许永扬出生。他是家中第六个孩子，也是老幺，以及唯一一个不是在中国出生的孩子。许永扬10岁时，父亲突然决定举家搬到纽约。许永扬记得，那时父亲总显得焦虑不安，忧心忡忡。三年后的1968年，他们又搬回了德卢斯，生活中还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一家人的姓氏变成了Huie(许)，在这之前，他们一直姓的是Gee。“直到几十年后，我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直到2011年筹备《中国属性》的摄影项目，许永扬才理解家族史中鲜为外人道的秘密：他的父亲是“纸儿子”(Paper Son，又译纸生仔)。
1882年到1943年间，美国实行歧视性的《排华法案》。这项法律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除了少数例外，例如如果申请者是美国公民的儿女。1906年，加州发生大地震，导致旧金山市议会大楼失火，大量公民档案被烧成灰烬。这场意外，竟成为许多渴望移民美国、却被《排华法案》关在门外的华人的一线生机。此前就在美国有合法身份的华人，趁机向当局登记不存在的儿女，再把伪造的身份卖给想要移民美国的人。持这些假身份进入美国居留的人，被称为“纸儿子”，人数数以万计。他们是在纸上被生造的人，一旦被当局发现，就会被遣返回国。
1965年，许乔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加入了面向持假身份华人的认罪赦免计划，主动向美国移民局自首，以换取合法居留身份。他担心其中的风险，举家搬到纽约暂避风头。全美超过一万名华人最终获得了合法身份，但“纸儿子”的总数估计远高于参与该计划的人数。在父母去世前，许永扬对这段家族移民史一知半解，父母从未深入解释，他和哥哥姐姐们也没有多问。这听来匪夷所思，但家族移民史讨论的缺失，在许多近代华裔移民家庭中十分普遍。
华裔美国作家谢汉兰(Helen Zia)在新书《离开上海的最后一艘船：逃离毛泽东革命的中国人的史诗故事》中写道，几十年来，她每次问起母亲在中国度过的青春岁月，总是得到同样的敷衍回答：“那是战争时代不快乐的回忆。”直到母亲年届古稀，才道出幼时曾被父母遗弃的真相。谢汉兰在书中提到，第一次听到母亲的故事后，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难民、移民选择不告诉子女当年离乡背井的故事。“他们已找到了避难所，可以全力鼓励孩子们充分发挥潜力、获得自己没有得到的机会，为什么还要回忆那些创伤和苦难呢？”
对于许永扬父亲那样，在《排华法案》期间赴美的华裔移民来说，非法移民的羞耻感、抛离远在中国家人的愧疚感，让他们对移民往事更难以启齿。中国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传统相处模式、两代人迥异的成长经历也决定了，子女通常不会主动问起父母的移民经验。牙牙学语时，许永扬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父母的乡音：台山话。但自从上学后，英文就成了他真正的母语，他跟父亲和哥哥、姐姐只说英文，与母亲说台山话。“随着我台山话一天天退步，跟母亲的沟通就越来越困难了。”
在他的记忆中，母亲常坐在床边写信给中国的家人。她一生都不讲英文，几乎足不出户。父亲早八点到晚八点都在餐厅工作，全年无休。“我不记得我父亲跟我有过任何直接的对话，直到我12岁，我开始给他的餐厅当会计。即使是那之后，父亲跟我的对话都只跟工作有关。”1979年从大学新闻系毕业时，许永扬为当地报纸采访父亲。他说，那次透过摄影镜头凝视父亲，是他们此生父子一场最亲密的时刻。“我拍摄过数以千计的陌生人，父亲是第一个。”如今，许永扬谈起父母时，总称呼他们“父亲、母亲”，而非更亲昵的“爸爸、妈妈”。“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是我无法理解的。同样的，对我的艺术生涯，他们也觉得费解。据我所知，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踏进过博物馆、美术馆。作为移民，他们生活的目标是求生，”许永扬说。
从德卢斯到台山
深入理解父母和他的移民身份认同的机会，在2011年终于到来。许永扬受美国驻华大使馆之邀，在中国展出他的摄影作品，年过半百的他第一次踏上了父母的故土。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张嘴说话前，人们就知道他是外国人。虽然长着华裔的面孔，许永扬的举手投足都透露着他并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的自我身份认同里，三分之一是明尼苏达人，三分之一泛美国，三分之一是华裔。”许永扬毫不讳言，自己是个“香蕉人”。
在白人人口占多数的德卢斯，他小时候常被问道：“你从哪里来？你的英语说得真好！”上小学时，他是学校唯一一个亚裔学生。到了初中，出现了另一个亚裔男生，但许永扬当时并不不喜欢这个同学，经常有意避开他。“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亚裔同学是我的一面镜子。我第一次看到自己，他长得不一样，他长得像我，而我不愿承认。”
在美国，他逐渐学会与自己的“中国属性”(Chinese-ness)共存；在中国，他的“美国属性”(American-ness)无处隐藏。自那次中国之旅起，一个假设性问题在许永扬脑中萦绕不去：“如果父亲从未离开中国、我在中国成长，我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正如母亲所望，我娶了一位中国女性、成家立室，我会过上怎样的生活？”带着这些疑问，许永扬拜访了那个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台山。
跟凛冽寒冷的明尼苏达相反，岭南潮湿而温热。他来到父母长大的村落，他的五个哥哥姐姐也在此出生。村里只剩下寥寥几座房子，只有一座还有居民，而他家的祖屋，已荒废超过半个世纪了。住在隔壁村的表亲热络地领着他呈上贡品、烧香拜祖，一切都让许永扬觉得新奇又陌生。他的台山话已忘得七七八八了。他雇了一位大学生当翻译，司机、亲戚也来帮忙，将台山话翻译成粤语、国语，最终翻译成英语，他和表亲才能对话。他换上农民表兄的衣衫，戴上草帽，赤脚倚在祖屋的青砖墙边拍了几组照片。他把相机显示屏递给翻译和家人看，他们都说他在照片里“看起来很高傲”，不像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台山农民。“我当时想，当然，我是美国人。”许永扬说，他不自觉地会流露出充满自信的神情，那是属于他的“美国属性”部分，是父母隐姓埋名移民美国为他添上的一重身份。
在东莞，从未上过一天班的他与玩具厂的经理和保安换衣；在连州，他成了当地影楼老板的“替身”，如果他在中国以摄影为业，大概会过上类似的生活。有时，衣服不太合身，或是带着汗臭味，但给了许永扬一窥平凡中国人生活的契机。“我明白换衣不代表体验他们的生活，但至少比仅仅拍摄他们更近一步。”换衣互拍模糊了拍摄对象和摄影师的边界。拍摄后，他会与对方聊聊天，从成长背景、日常生活谈到对未来的向往。许永扬希望通过换衣摄影，挖掘人们“复杂、难以理解又模糊不清”的自我认同，放下成见，也更看清自己的本质。
在广州火车站附近，从农村移民到城市务工的异乡人川流不息。许永扬的翻译发现一个跟他长得有几分相像的民工，正坐在台阶上休息，身旁放着一个轻便的无纺布袋，看起来是他全部的行装。“你该换上他的衣服，你的父亲也是移民！”翻译说。让陌生人同意拍摄与换衣本来就不容易，在公众场所就更难了。“你好。”许永扬上前去打了个招呼，问他说不说英文，对方摇了摇头。翻译和一名随行采访的记者滔滔地说了十几分钟，尝试让工人放下戒备，他显得有点困惑，但静静地听着。听不懂中文的许永扬在一旁焦虑又懊恼，一度耐不住性子了。“我开始想，这不是个好主意，我们该找别人。”让他意想不到的是，那名来自河北的47岁工人，最终同意拍摄。更让许永扬始料不及的是，在之后交谈中，他透过这个偶遇于江湖的陌生人，收获了对父亲的理解与共情。
双亲过世后，工人离乡打工，那年他17岁。辗转多个城市，他遇到过克扣工钱的刻薄老板，曾工作十小时才领到50块人民币。与摄影师相遇前，他为节省旅费而连着几天露宿街头。他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发明家，而如今期望安居乐业、传宗接代。他交过一个女友，但她嫌弃他清贫的出身而离他而去。他说，人要吃苦，才能最终过上更好的生活。在许永扬的记忆中，工人侃侃而谈漂流打工的辛酸，脸上却总带着明亮的微笑，在那里看不到一点儿苦的痕迹。“拍照时，我尝试去模仿他，却怎么不及他的笑容灿烂，尽管我才是那个没有真正吃过苦的人，”许永扬说。“拍摄这组照片的互动过程，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有启发性的经历。”从工人身上，许永扬看见了父亲百年前迁移的状态：放弃一切，前往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尽管身无分文、不懂当地语言和文化，只为了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
许永扬记得，两人告别时，那名工人带着顽皮的笑容说，或许有一天他们会在美国再见，到时，再拍一组照片。说罢，他转身离开，汇入火车站前广场的滚滚人潮中。(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