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1月9日在纽约联合主办2019年中国经济展望论坛，来自中美两国的百余位经济界和商界人士出席，主题不意外地包括：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中国2019年的经济预测、以及中国改革在2019和未来的方向。
整体而言，这场活动 “房间里的大象”是：主办方在去年12月发出的两次活动预告中，演讲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但是他并没有出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论坛演讲之后没有提问的环节，会后在私聊的情况下，媒体追问他对向松祚去年12月在人民大学总裁班演讲的看法。当时向松祚指出中国经济下行严重，GDP增速并非统计局说的6.5%，而是1.67%，甚至可能为负数。林毅夫认为向松祚对中国经济现状的评论数据不正确，但没有提出确切的反驳论点，似乎急着寻找会议厅的出口。
记得2018年初，林毅夫在同样位于纽约的论坛(有趣的是，在北京没有对等的美国经济预测年会)中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将保持“三个不会改变”：中国将坚持深化改革，经济将保持较高增速，中美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仍然具备良好基础。当时他表示，中国到2030年代前有潜力保持6%的年经济增长率。可是，过去一年来在美中贸易战的叫嚣声中，尽管中国政府和领导层在不同场合不断强调深化改革，却引来普遍的质疑：改革是否越来越走回头路？经济急剧减速，也令人质疑中国成长的速度是否仍然依照官方的数据？而中美贸易战似乎给互利共赢的口号立下了坎坷的基础。那么今年林毅夫和其他中美问题专家怎么说？
林毅夫预测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6.5%
林毅夫在演讲中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在今年会急剧放缓还是保持可观的增长？他认为其实2018年中国经济的总体状况还行，中美贸易战的效应还没有完全体现，到最后一个季度经济才呈现非常明显的降温，这主要是由于供应链的结构性改变。在贸易战之前，中国正在经历多方面的改革，包括2016年开始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而到目前为止实践上强调的是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林毅夫认为这些改革都具有争议性，我们应该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喝彩。但是，这些努力也带来它们的副作用，比方说去杠杆，意味着信贷减少，信贷成本增加，同时也提高了投资的成本。去产能使钢铁价格翻为原来的三倍，由于钢铁产业的下游多半是私人企业，这使得它们两头遭挤压：利润下降，又没有信贷可言，更是为投资的环境雪上加霜。
在中国令人惊艳的成长速度下，环境保护也付出了代价。贸易战造成的心理因素，使得投资意愿降低，造成经济更为放缓。但林毅夫对2019年保持信心，他认为中国仍然会以6.5%左右的速度增长，因为他认为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的任务都已经完成，现在可以专注于降低行政及实施成本，以及铲除经济成长的“瓶颈”。
中国政府的举措包括减税，新的税法规定企业营收100万元以下的税率减低到5%，营收在100万到300万之间则为10%。在铲除官僚作风方面，林毅夫引用了世界银行最新的营商环境排行数据，显示中国的行政效率已经从原来的第78名上升到第46名。另外增加自贸区、减少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鼓励外商投资，这会使以前大多数集中在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高附加值的行业。加上鼓励基础建设、改善环保等等，这些都将会激励更多的商业机会。林还强调目前中国的城市化仅达到人口的59%，因此仍然有成长空间，对于投资者来说仍然有很多的机会。
中国政府的工具箱里面，不但有财政政策，还有货币政策。中国对大型银行储备金的要求是14%，中小银行是12%，但《巴赛尔协议》的要求只有8%，因此中国政府可以降低储备金要求，使释放出来的资金能作为私企信贷之用。中国个人存款率高，达到GDP的45%，这些都有助于今年私企投资的增长。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讲，习近平在去年在四次演讲提到要保护鼓励民营企业。中国现在GDP占全球的16%，如果中国仍然保持6.5%的年增长率，它将会对全球的增长贡献一个百分点。林毅夫还解释，他对于中国经济乐观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有连续性。
贸易战目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在经历过工业化之后，所有的经济都会必然放缓，与政策和贸易战无关。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一个周期。当然也不能否认贸易战在心理上造成了影响，特别是对于股市，也造成许多企业破产。那么，贸易战对于中国的经济下行，究竟有多少影响？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股市大跌的更大肇因是去杠杆政策造成资金紧缩，也减缓信贷增长。去年头三个季度里，中国的进口增长20%，出口增长15%，但到了最后一个季度，经济放缓加剧，很可能持续到今年的第一季度，这凸显了信贷紧缩和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国有企业占去了信贷的份额，造成资金减少，私有企业相对承受更多去杠杆后的压力。过去10年来国有企业的生产率降低了50%，拖累中国整体的经济，而从2017年初开始，国企比民企增长得快，在这以前民企曾经以国企的两倍速度增长。
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认为，中国官方和经济学家低估了资金紧缩对于家庭消费意愿的影响，反映为房价的压抑，加上工作缺乏保障，这些都是早在贸易战开始之前就已经形成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贸易战连带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形成整体更为负面的宏观经济环境。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认为，跟1978年、1992年和2000年中国所经历的改革比起来，最近的改革步调比较碎片化，使很多人感到失望，但他希望2019年会成为中国深度改革的一年。他的乐观是基于以下考虑：2018年中国经济受到严重挑战，股市表现居世界之末，如果把2018的GDP本币增长率换算成美元，由于这期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8%，这表示以美元计，中国的GDP增长最多2%，比美国还不如，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经得起以如此缓慢的速度增长。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峰认为，到去年第三季度为止，虽然有人对6.5%的GDP增长率持有不同意见，但基本上还是接近预期增速。但在这之后经济的降速超乎预料之外，到了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的政府和学界都领悟到民营企业需要更多支持，政府也宣布要深度改革。
为什么西方人看不到中国近年来的改革？
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现在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尽头或是倒退，这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的改革趋向零碎，在一些关键领域，相对于非常高的期望值，似乎使人失望，例如国企改革和户籍改革。
咨询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创始合伙人荣大聂认为，习近平上台不久便提出全面的改革方案，客观来说，中国过去六年在他的领导下非常努力想要进行改革，包括开放股市、整治银行间信贷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自由化等等。但中国发现同时从事这些变革非常困难，因为没有对应的政治改革，无法实现经济变革，而中国还没找到方法来接受政治改革将带来的不稳定。根据荣大聂统计的数据，相对于中国政府本身预期的目标，中国在十个改革领域中有八个停滞不前，甚至退后。另外有两个领域可以看出改革的成效：第一个是朝向创新的经济迈进，高科技产业占比提升；第二是由于经济下滑、工厂减少，环保问题相对纾解。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表示，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搞不懂，为什么美国的民粹主义会有如此反华的意识？一系列贸易争论下来最大的害处，莫过于衍生了“新冷战”这个观念，并逐渐强迫第三国选边站队。其实美国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潮流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兴起，在中国加入WTO之前，1999年美国人在西雅图就因为WTO的争议而产生严重的暴动和抗议。目前的中美之间的冲突很多是由于情绪上的反应，两个国家实在没有必要为此上纲上线。
谈到政府和市场力量的平衡，查道炯认为有政府支持的国营事业不是必须滚蛋的坏蛋。中国的国有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因素，从1920年代和1930年代就开始形成，那时中国又穷又弱，为了面对政治危机，中国人的应对方式是发挥所谓的革命精神，因此，直到今天国有企业的分量仍然很重。反过来说，也不应该把美国怪罪成中国经济放缓的始作俑者，其实美国贸易谈判的要求有些对中国有好处，但是双方不应该走极端。
那么，谁应该对目前中国所谓的“国进民退”负责？在场的中国学者都支支吾吾之时，尼古拉斯•拉迪认为，目前领导人的政策主要是让国有企业更为强大，没有地方政府想让当地的国企败退，这些国企的生产力减低了50%甚至 2/3，同时打击了公平竞争和民企的生产率，增加贪污腐败。如果国企没有把整体经济的增长率生产力拉下的话，中国的经济的增长速度应该会添加2%。凯瑟琳•曼认为，整体而言，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想要改弦易撤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中国想要从完全由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转换到由民营企业带动的消费导向经济类型，这将是一场非常困难的跨越。
卢峰指出，最近十年来改革仍然在进行，只是不同的是，1980年代由于刚经过文化大革命，领导层面临着空前巨大的压力，又从亚洲四小龙看到激励的前景，产生了对于改革的空前动力；但是过去20年，由于经济增速很快，税收丰足，普遍的感觉是经济增长有自发性，因此不用快马加鞭地改革，而进行碎片式的小改革，比方说，对于社会福利机制的改革。
2019年面对近年来前所未见的压力，是不是又会找到改革的驱动力？这尚待观察。查道炯认为，在中国执政者无论说什么都必须八面玲珑，面面俱到，让各方都认为你很有智慧。其实对于国企的支持远早于2012年的新领导层换班；2008年的金融危机似乎对世界宣称了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不可避免的没落，让许多中国人认为由政府支持企业似乎不是个坏主意。所谓的中美经济“脱钩”，将对世界有更多负面影响，因为它会迫使某些中国人利用主权的概念而反对改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是坏事，但应该基于国际条约的原则。
中方对贸易战有没有误判？
向松祚去年12月在人民大学的总裁班演讲中指出：“中美贸易战我们有没有误判？我们有没有低估？现在中美贸易战快过去一年了，我们回忆一下年初主流媒体的言论：中美贸易战，美国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必胜；中国要打下去，一定是大打大赢，中打中赢，小打小赢。曾经说过这些话的主流媒体都去哪了？说到底，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战形势的判断，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存在很大的误区，这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
不是针对向松祚的发言，姚洋认为中方对贸易战并没有“误判”，而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到了去年9月、10月的时候，中国政府改变了对贸易战的看法，因为贸易战变得更真切了。政府官员在这之前采用特定的策略，不过是因为此前每当与美国有贸易争执的时候，用这些策略（比方说买买买）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总是奏效。查道炯指出，中国在2017年7月初汉堡G20期间就钢铁去产能所提出的方案，本质上就是某种“自愿出口限制”，但去年9月中方向美方提出同样的方案，双方会议不到一个钟头美国就决定施加钢铁关税。他认为中美摩擦不存在所谓误判，也不是某一方面的胜利，中美双方的政府都处在学习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也在不断琢磨自己的“底线”。
我同意中美谈判不应该以输赢来衡量，但是我认为所谓的“误判”有两种：一种是对于美国内部对中美贸易战看法的误判，比方说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后容易搞定；另一种是对于中国和美国各自对贸易战的承受力的误判。在两者之间，其实不用等到9-10月才看清楚情势。我在去年4月19日发文就民调、国会、媒体等多方面分析《美国人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 当时中国的媒体都还在闹腾特朗普打压中国遭到美国人民强烈反对。而我在7月27日发表的《美国比中国更能承受贸易战？》，也与国内主流媒体的观点背道而驰。我们要问，为何国内的媒体会用统一的口径选择性地报道或分析国外的信息？
90天谈判取得协议会有戏吗？
随着最近一轮在北京举行的美中中层官员贸易谈判收官，论坛的演讲者大多对于中美贸易冲突能够在近期得到缓解转为乐观。姚洋认为，这次是论坛第10届的活动，但是与往年有别的是，这次到美国来，中美关系霸屏美国媒体，显示着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双方能够坐下来讨论，就表示两个国家还是能够“走到一块儿”。
中美能在90天内达成协议吗？姚洋认为他本来不表乐观，但在最近的一轮谈判后得到了新的乐观动力。目前中美之间的争执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不公平的商业行为，也就是某一个国家内部的政策和实践对于对方产生超越国界的负面影响，这其中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高关税、政府对于并购的补贴、以及限制进口和出口补贴等重商主义策略，这些应该尽速解决。第二类是两个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对于孰轻孰重并没有同样看法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创新产业的补贴政策以及市场准入问题，这些并不能马上得到解决，经由讨论和谈判，美国应该给中国空间和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
拉迪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有动力解决，因为中国经济基于结构上的问题而严重下滑，可以借由协议促进改革，而关税同样对美国不利，阻碍就业及经济成长，当特朗普政府的税改红利逐渐消失，双方都有动力在短期内达成协议。拉迪也指出，其实过去一年来中国主动对700种产品减少多达25%的关税，提高外国公司在金融行业的所有权比例，并允许外资成立全资汽车制造公司，缩短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并对于保护知识产权采取行动；这些虽然没有得到应得的正视，但将会成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但他希望看到的是更多结构上的改革，比方说超过40%的中国企业即使在拿到政府补贴后还是赔钱。尽管政府补贴不能在一夜间消失，但他希望整个中国经济更倾向于市场化；在中美贸易谈判中，需要针对每一个领域的“扭曲”经济现象做不同的审视，然后看如何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有一定的实际作为。
前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和前招商集团董事长秦晓在主旨演说里指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正在成为常态，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爆发。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首先，在经济利益层面，贸易不平衡作为一个结构性问题，不会很快得到解决；第二，在制度规则层面，美国和其他市场经济体都要求对中国的贸易和商业行为进行根本性的改变。然而，中国要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出重大调整，还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和更强的政治意愿。
秦晓以为，如果贸易失衡持续巨大，将对国家经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两国政府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进行干预，包括使用自愿出口限制或配额。双方应首先确定一个合理的再平衡目标；然后确定美国赤字较大且有能力替代的中国出口类型；进一步采取措施扩大从美国进口的品种；并考虑放松美国出口管制。在此基础上，制定五年规划和路线图，以寻求新的平衡状态。美国在WTO中反对中国目前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要求平等互惠的政策。诚然，中国的发展水平与加入WTO时有所不同，应调整承诺的市场准入条件。逐步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一项既定政策。双方只需就开放的水平和速度达成一致。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市场开放领域进行了重要的制度改革。秦晓对中美两国在90天内达成全面开放市场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但凯瑟琳•曼认为，想要通过一个贸易协议来解决美中关系的全部问题是不太可能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在贸易战之前早已放缓很多，如果贸易谈判在短期内达到了结果，但中国的宏观经济并没有得到明确改善，那么这样的协议必定使中方怀疑它的价值。而美国经济短期内看好，最近市场的动荡体现在股市，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如果中美最终达成协议之后，美国的市场仍然动荡不安，那也会使美方怀疑达成协议的价值。因此贸易协议并不是解决中美摩擦的万灵丹。
就贸易问题来说，凯瑟琳•曼认为目前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其实和去年5月所谈的条件完全一样。凭什么认为美方5月的时候不感冒，现在就可以接受了呢？假设美国的股市动荡使得美方的立场缓和，那么如果股市停止动荡，是不是美方又认为中方的条件不达标？她认为目前所要解决的一些贸易问题并没有涉及国家安全等关键而难解的问题，因此谈判的结果只能是“粉饰太平”的协议，并不能解决双方各自宏观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问题，比方说5G。
特朗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阻力还是助力？
过去20年来在中国有一种感觉是，即使改革对于中国本身有好处，来自外部的压力对于国内改革反而不利。但在卢峰眼里，中国加入WTO之后头五年的确有积极的改革开放步调，但后来节奏变缓，目前中国同时面临重大外在和内在的压力，有可能会在今年造成深度改革的动力。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有些来自美国的压力是正面的，比方说打破目前国内势力的平衡，创造新的平衡；但是目前美国的政策太过于刁钻，没有道理地使双方的贸易谈判陷于僵局，不但造成谈判的困难，脱钩不切实际，也会对于全球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
梁红认为，从正面来讲，美方的要求对于降低关税、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可以造成正面影响，但她担心从中期的眼光看来，中兴和华为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会使得国内朝着自力更生的思维迈进。对于拥抱自由贸易哲学的人来说，更好的主张是每个经济实体发挥它擅长的一部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黃益平分析，如果美国的压力是要孤立中国，如果高科技的产品不能够卖给中国，这个结果会非常令人不可预测。好的压力是把中国纳入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中国或强迫“第三世界”国家去站队。
黄海洲认为太少压力起不到作用，太多压力则会适得其反。中国加入WTO的初期，从美国方面拿到了很多帮助，但美国不应该以此就把所有功劳揽在身上。至于如果美国考虑一个类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系统，对中国的改革是不是有所帮助？徐高认为，如果TPP是用来孤立中国的，那便是不好，但如果是要把中国纳入世界的多边体系，对中国的改革会有帮助。梁红认为，中国对于参加一个多边主义的组织应该有意愿，多边主义对世界经济来说胜于单边主义。
荣大聂认为，国家必须在经济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问题是应该是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提倡公平竞争的中立者？中国政府本身必须改革，才能减低西方的怀疑，并进入真正深层的改革，在此之间达到一个新的平衡。这些都意味着，特朗普显然不是中国改革的答案。论坛环节的主持人米歇尔•库索卡贝拉(前CNBC主播)在会后对我说，从外部压力来说，促使中国最终对外开放的动力将不是特朗普，而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如果中国市场不能保障它们的权利和利益，它们将会从中国撤资，或是选择不到中国投资。
中国的结构改革从根本上取决于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重新评估；虽然外部压力可以加快这一进程，但最终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决定必须来自内部。秦晓认为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可以是一个突破点：第一步是将国有企业分为战略型和商业型两类。对于战略型，政府可以在国内提供相关的政策支持，在进入国际市场时政府只能作为持有少数股权的金融投资者。对于商业型国有企业，政府应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取消所有政府补贴和保护，降低政府持股比例，为管理层提供市场激励，鼓励商业性国有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竞争。
但是，贸易战的过程应该更传达了一个信息，在一个以政府导向的经济体系里，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几乎无法起到真正的作用。正如秦晓在演说中指出：“1980年代初，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没有法治的地方行使权力，用有形的手培育无形的手，把经济增长放在公平之上，这是自然的。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大，越来越国际化，当前政府主导的模式产生了特殊的利益集团，这对向自由市场体系过渡构成了障碍。即使在中国，这种模式也面临着激烈的批评。中国应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承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的基础上，果断承诺进行必要的改革。”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还必须推进自身的结构改革，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塑经济发展模式。美国也需要平衡自己的“美国第一”和自由贸易政策。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在论坛结束时致辞表示，中美关系走到现在面对了过去四十年里最复杂的时间点。中美经济学者在会议上，就算持有不同观点，也都能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他希望中美两国政府也能做到这样，用“事实”去真诚地谈判。我认为藉由论坛这样深度的讨论，事实上对于增进中美之间的互相了解有非常大的助益，应该多做而不是少做，但从媒体传播角度来讲，中国专家的阵容固然强大，似乎可以增加不同声音，免得有一种代表“体制内声音”的感觉，才能增加在国际上的公信度。这也是目前中国企业和经济整体在国际面临的“公信度危机”，因为在国际的视野里，“御用”并不代表“信用”。
然而对于这样的年度论坛预测经济目标，我们不禁要问：为何经济学家会对经济增长率提出预测，而这个预测永远与政府规划的标的亦步亦趋？如果GDP是一个带有魔力的数字，它会不会成为地方政府必须借举债完成的年度任务？从而使得目前需要的去杆杠更加难以贯彻实施？值得探讨的是：这个具有魔力的数字似乎是依照模型制造的光滑GDP样板，属于计划经济的模式和思维方式，是不是适合中国接下来应该“大刀阔斧”改革开放的脚步？其实中国不必维持“海报模范宝宝”(Poster child)的形象。或许，当中国放下“GDP金刚”的身段，追求平衡、扎实的成长方式的时候，正是下一阶段改革开放开花结果的时候。(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