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高管孟晚舟的保释聆讯12月10日在温哥华重启。这宗引起全球关注、撼动市场的国际引渡案，下一步将如何发展？孟晚舟的几名支持者出现在法庭内外，手持横幅，高喊支持她的口号。一名男子在法庭外高喊“释放孟晚舟”。他说，他利用午休时间赶来，自己曾是北电网络(Nortel)的工程师，正因这个关系，他才知道“华为有多么伟大”。“这是一家伟大的公司，由伟大的人们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创立。不要再为美国人……做肮活儿了。我们是加拿大人，对吧？我们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我们不应该为美国人弄脏自己的手。”他说。
代表美国的加拿大总检察长的律师约翰•M•L•吉布-卡斯里(John M.L. Gibb-Carsley)继续辩称，鉴于孟晚舟身家庞大，她存在逃逸风险。他们还表示，去年3月，当她知道自己遭到调查时，就不再去美国。对于孟晚舟出于对刑事指控的担忧而避免去美国的说法，马丁嗤之以鼻，他称，孟晚舟不再去美国是因为政治气候变得更不友好。他说：“只有对世事完全充耳不闻的人才会不知道，美国对中国及其大型公司都采取了敌对的政治法律立场。”他提到，孟晚舟最近去过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和法国–这些国家都与美国签订了引渡条约。他接着说：“她是一名在世界各地履行职责的女商人。我们不需要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美国。”
在该次保释聆讯中，孟的律师团队继续努力说服法官，孟晚舟不会弃保潜逃。孟晚舟愿意付费雇佣私人安保公司狮门(Lions Gate)，让专业安保人员24小时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如果她企图弃保逃跑，他们会负责抓住她。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报导，狮门公司的CEO费乐(Scot Filer)作为证人出庭，他称已经考察过孟在温哥华的住所，确认公司有能力在该处监控孟。如果孟获得保释，他们会派出司机和多名安保人员来监控她的行动，但同时让她能保有日常生活。然而，在检察官的逼问下，费乐承认其公司从来未接过监控保释人员的案子。
孟的律师还提出，孟晚舟愿意在保释期间戴上有GPS追踪定位功能的电子手镯。一家名为Recovery Science的电子监控公司的负责人也出庭作证，称如果孟获得保释，将会使用该公司的电子定位手镯。在超过500个使用该产品的保释人当中，少于50人曾经步出法定活动区域或者取下手镯，只有一人逃脱。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将保释金提高到$1,500万。当法官询问孟为什么自2017年年初就没有进入美国时，孟的律师表示，这是因为对华为来说，美国的从商环境变得恶劣。
孟晚舟当日穿着参加首日聆讯时的同样一件绿色毛衣，开庭前与律师谈笑，神情轻松。孟的丈夫刘晓棕、华为律师及华为的资深副总裁Scott Bradley都坐在公众席旁听。而在庭外，则有几名示威人士高举要求释放孟晚舟的标语，以示声援。在12月7日的保释聆讯中，孟的律师以孟健康欠佳的理由请求保释。他指，今年46岁的孟有高血压、失眠等健康问题，她在被捕后曾被送往医院治疗高血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12月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孟晚舟在被扣押期间，并没有得到到位的医疗保障。
美国要求加拿大配合逮捕并引渡孟晚舟的法律依据是两国1974年签署的《引渡条约》和加拿大1999年颁布的《引渡法》。在美国方面，联邦或州检察官要通过美国司法部国际事务办公室(OIA)来向外国政府提出引渡请求。OIA全权负责与外国政府沟通协调在美国国外的逮捕和引渡步骤。OIA需在逮捕后60天内发出正式的引渡请求，目前不清楚OIA是否已发出请求。美国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存有引渡协议，各国引渡协议条款各异。在美加引渡协议中，被引渡人涉嫌的罪行需是美加两国都认定为犯罪的行为，这一原则被称为双重犯罪(Dual criminality)。如果被引渡人的行为在加拿大不构成犯罪，引渡就无法进行。孟晚舟涉嫌的罪名符合这一原则吗？美国媒体彭博社分析，这也许是此案接下来的争持焦点。
加国也有针对伊朗的制裁政策，但违反制裁者是否触犯刑法、违反伊朗制裁是否美加引渡条例覆盖的罪名之一，加拿大法律未有明确规定。这或许正是美方以涉嫌商业诈欺罪、而非违反伊朗制裁来要求引渡的原因。在加拿大方面，从加拿大引渡嫌疑人到外国，需要经过三大关键步骤。首先，加拿大司法部长要决定是否授权启动引渡程序，通过法庭颁布“授权进行书(Authority to proceed，ATP)”。ATP发出之后，当局安排抓捕或传唤嫌疑人，嫌疑人可申请保释。第二步，法院将举行引渡聆讯。引渡聆讯有别于保释聆讯，并不考虑嫌疑人弃保可能性，而主要分析案情、证据充分程度等因素，考虑是否有引渡至外国的必要。最后，如果法院认定需要引渡，将由司法部长决定是否批准引渡。目前孟案正处在第一及第二步骤之间，等待引渡聆讯。
在某些情况下，加拿大司法部长可以推翻法庭的引渡裁定，例如被引渡人可能在目的地国遭受不公待遇，或引渡请求是基于针对被引渡人的种族、国籍、宗教、肤色、性别等因素，被引渡人涉嫌的罪名在目的地国可能被执行死刑，等等。在这三个关键步骤中，被引渡人在多个环节享有上诉权利。例如，如果加拿大法院认定需要引渡，被引渡人有权在30日内上诉并要求司法复核，也可以再次申请保释。通常被引渡人上诉的理由是，若被引渡到目的地国，他们在加拿大被保障的权利将受到侵害。
针对保释被拒、司法部长的引渡批准等，被引渡人都能提出上诉，在上诉庭作出终审判决前，引渡都不会真正发生。在一些往例中，引渡诉讼是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的“持久战”。厦门远华走私案主嫌赖昌星从加拿大引渡到中国的司法程序就历时十年之久。在孟案中，如果加拿大最终执行引渡，孟将被移送给美国司法部门，在纽约东区法院接受审讯。如果引渡不被法庭或司法部长批准，她将被加拿大当局释放。
中国通过传唤加拿大驻华大使等方式对渥太华施压，寒蝉效应已逐步显现，加拿大官员近日取消至少两个访华行程。12月9日加拿大卑诗省的政府贸易代表团宣布取消原定的中国访问。该省的林业部长本计划率领贸易团队访问亚洲日、韩、中三国，临时取消中国一站。孟晚舟被捕、拘留及接受保释聆讯的温哥华位于卑诗省。卑诗省就业、贸易和技术厅长拉尔斯顿(Bruce Ralston)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取消行程是“由于一位华为高管的国际司法程序正在进行中”，承认行程更改与孟案有直接联系。12月10日加拿大副外交部长舒加特(Ian Shugart)也宣布取消原定在本周的访华之旅。路透社引述一位匿名的政府官员称，行程更改并非由于中国政府不欢迎舒加特。
其实，上面所介绍还只是该事件的表面现象，即从法理角度看，但目前已经演变成为政治和外交事件。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孟晚舟的被捕与涉嫌违反美国针对伊朗的出口禁令有关。但对中方而言，孟晚舟和华为是否违背了美国的伊朗禁令，不是事情关键，因为中国并不承认美国长臂管理的合法性，关键是，中国会认为，既然美国已经盯上华为，即使没有这条理由，也会用其他理由找华为茬。事情的严重性还在于，逮捕孟晚舟恰恰也是在习特会举行的同一天。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已经承认他事先获知了信息。现在尚无法确知特朗普是否也知情。根据美国前情报人员的说法，此事不报告白宫的可能性很少。尽管这是一个刑事案件，但很难说美国司法部不清楚该行为的政治敏感性，因此是否作出起诉也是一个外交决定。换言之，如果特朗普知情，且认为这将导致两国关系的严重倒退，那么他完全可以以此理由进行干预。即使抛开这点不论，单单两者时间上的巧合，也难使中国社会不认为，美国此举是有意要羞辱习近平，让习难堪。
对习而言，如何在安抚国内民族主义和谈判达成协议间寻求平衡，是一极大考验。二十国集团峰会(G20)习特会，两国领导人达成了暂时休战、谈判解决贸易问题的共识。国内外很多人原本不看好这次首脑会议，认为很可能不欢而散，如今取得休战共识，可想而知自然是习近平作了较大让步。习近平的让步有许多迫不得已的因素，但这会让国内的对美强硬派感到不满，虽然此种不满不至于影响习近平的决策，但他也要顾忌这种情绪。如果不满情绪扩大，接下来的贸易谈判他就要慎重。中美在90天内贸易战休战并谈判的前景原本令人感到乐观，因为虽有强硬派的不满，但习近平还是能够压制它。现在孟晚舟事件的出现，让对美强硬派有了对习发难借口，这会为贸易谈判增加很大变数。
从表面看，贸易谈判和孟晚舟事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应该把它们扯到一块。但既然后者在这个时间点发生，要把它们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特朗普政府不会不把它作为一张牌来打，用于贸易谈判或其他美中交锋的领域，例如朝核问题。假如特朗普决定在贸易谈判中打此牌，大概率是提高贸易谈判的要求，并要习近平全盘接受。故而，习将面临一个两难处境。不接受，华为无疑要遭受美国的贸易禁令和其他处罚；接受，习近平在国内的权威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而且将被迫进行结构性改革。
在这个两难中，习近平不接受美国“要挟”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结构性改革本来是他不大愿意去做的，何况这会得罪国内的利益集团。但这里更重要的是，用华为去做交易，从中兴的案例看，似乎不是一个合适的交易。想象一下，假如美国也对华为派一个“纪检团队”审核企业所有的合规生意，国内民意会有怎样的反应。华为不是中兴，如果说中国民众对中兴是恨铁不成钢，它违反美国禁令可谓咎由自取，华为在中国的舆论场中，是民族工业的旗帜和骄傲，很多人是不愿看到华为最后落得和中兴一样的下场。考虑到社会的这种民意情绪以及结构性改革的震荡，中美贸易谈判最后谈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不论贸易谈判会有怎样的结局，即使习近平基于经济考量，强行和美国达成停战协议，孟晚舟事件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社会，从高层到大众，将会强化以下认知：美国就是要通过打击华为来遏制中国的高科技发展，阻碍中国崛起。如果说，这个认知之前只是一部分人具有，那么，这个事件将会使大众中的许多人转变对美国的看法，认为美国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搞垮中国。一旦完成此种认识，他们将会选择站在民族主义一边，从而壮大本来已经很强大的民族主义阵营。这正是让人忧虑的地方。中国政府的民意基础，除了经济增长外，很大程度上依赖民族主义，习近平的中国梦实际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旗号。如果多数民众因孟晚舟事件的刺激，内心的反美情绪被激发出来，变成一种趋势，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和行动就只能进一步强硬。对美国来说，这似乎也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一方面，美国所要求的中国变革不可能出现；另一方面，如果多数中国民众把美国看作敌人，双方强硬对强硬，美国最后即使能打跨中国，恐怕也是一种双输状态。
其实，美国有更好的改变中国的方式，那就是扶持中国潜在的改革力量。从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以及世界和平出发，要想避免中美未来的冷战或热战，需要将中国导入民主转型中。美国对华态度的改变，固然是看到中国离它期望的越来越远，但它没有看到，这股远离普世价值的力量只是中国的当政者、利益集团及被官方意识形态所蒙蔽的大众，还有一股力量，即改革力量则是被潜伏下来，而没有被消灭。这种潜伏随时会因外界环境的突变而浮上表面。贸易战本来使得中国社会对现状不满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改革因素重新凝聚激发起来。社会从上到下，形成了通过改革开放化解贸易战压力的共识，倘若中美贸易谈判能够达成停战协议，中国接受美国提出的大部分要求，虽然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结构性改革，也能够重启改革。而只要走出这一步，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得多。
可是孟晚舟事件很可能将目前有利改革力量的局面打破。因为改革相对要在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下才能推进，而这个外部环境说白了就是搞好和美国的关系。孟晚舟事件导致的恰恰是国内的反美爱国情绪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既要借重爱国情绪又要和美国达成停战协议，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能顾此失彼，权衡的结果，是将自己的合法性更牢固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就改革力量来说，当多数人站在反美一边，他们也不太可能发出同美和好声音，只能选择沉默，因为他们也怕被民族主义扣上出卖民族利益的大帽子。
舆论已经显示出这点。中兴事件发生后，社会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改革力量对中兴的批判，民族主义者力挺中兴，前者的声音显然要大过后者。即使后者，在支持同时，也对中兴的不争气没有好脸色。但孟晚舟事件出来后，恰好相反，批评华为的声音很弱，社会的情绪是支持华为，要求中国政府和美国对着干。在社会反美情绪被调动起来的环境下，改革很难启动，就算勉强启动，也难以走远。除非中美能够在孟晚舟事件的处理上找到一个不让中国丢大面子的方式。但这很难。既然美国决意打华为牌，就不会让中国轻易得便宜。美国的目的是要打击中国的高科技以及后面的中国发展模式，但由于采取的方式和时机，受到打击最严重的，很可能是中国的改革力量及民主转型。在民族主义主导下，中国的民主化会变得更加遥遥无期。(网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