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感恩节，我要感谢的其中一件事是，美国对一个100年前出生在今天乌克兰境内的人表示了热烈欢迎。瓦迪斯瓦夫·克日什托福维奇(Wladyslaw Krzysztofowicz)出生在一个危险地区的亚美尼亚家庭；你可能会把那里想象成是那个时代的洪都拉斯。“二战”期间，几名家庭成员被纳粹杀害；之后，一些幸存者又被苏联“解放军”杀害。瓦迪斯瓦夫游过多瑙河，从罗马尼亚逃到南斯拉夫，差点被处死，后来他去了法国–并开始梦想来美国。
那是我的父亲，他曾仔细研究非法选项，包括和美国公民假结婚，但最终，俄勒冈州波特兰的第一长老会教会赞助了他——尽管他是天主教徒，一句英语也不会说，来自于一个当时跟我们敌对的共产主义国家。有很多理由不接受他：赞助者必须支付他去美国的交通费，包括其他开支，以及为他找一份不要求英语的工作（他最初是一名伐木工）。他们以极大的慷慨完成了这一切；我仍在试图传递这份爱。
所以1952年，当“马赛号”驶近纽约港时，我的父亲站在了甲板上。当时一名满头白发的波士顿妇女想要跟他聊天，但他听不懂。那名女子拿出一张纸，写下了在他们面前的自由女神像上雕刻着的几句著名的铭文，“给我你们的疲惫，你们的穷困，拥挤在旅途渴望自由呼吸的身躯……”“把这个当作纪念品吧，年轻人，”她对他说。然后又纠正道：“年轻的美国人。”
在踏上美国国土前，就被当作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而受到欢迎，我的父亲为此深受感动。多年来，他把那张纸作为新祖国价值观的纪念物，一直放在钱包里。当然也会有困难。没有人能把一个辅音林立的名字，或一个有三个Z的姓氏念出来，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缩短为拉迪斯·克里斯托夫(Ladis Kristof)。他学习英语，里德学院(Reed College)和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先后录取了他，还提供奖学金。最终，他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
没有人因为他有一口浓重的斯拉夫口音，无法说出一首披头士的歌名，或者不知道超级碗到底是篮球比赛还是足球的就反对他。在一次野餐时的棒球比赛中，作为外野手，他抓起一个地滚球，扔向正在奋力跑向二垒的击球手；他对这一掷十分得意，因此当跑垒员没有被判出局时，他快气疯了。这就是我要感谢的：一个愿意接纳口音令人费解的移民的美国。我还要感谢：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它大多数情况下，战胜了另一种态度，那种态度以一无所知运动、反天主教骚乱、排华法案、驱逐像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这样的犹太难民、拘禁日裔美国人、穆斯林禁令以及今年在美墨边境隔离移民家庭为代表。这些丑陋事件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了一系列污点。
诚然，移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能开放我们的边境，并接纳每个人，所以有一些难划的界限和难做的权衡。特朗普总统有时谈到要走向加拿大式的移民体系，在移民中优先考虑那些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而不是那些已经在这里的人的亲属，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合理的政策建议。不合理的，是对叙利亚或者洪都拉斯难民的妖魔化，或者让孩子和父母分离的命令。这个感恩节，我感恩所有的律师、社会工作者，以及志愿者，他们连月以来帮助移民，努力让这些受到创伤的儿童和他们惊慌不安的父母重聚。
仍然有许多孩子没有与家人团聚(截至上个月有245人)。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当局实际上就是从父母那里绑架了移民儿童，并将他们安置在寄养环境中。当我们与家人相聚时，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否再次见到他们的家人。我的父亲在2010年去世。他不会在他的100岁生日之际，看到这个曾经接收他的家园正在派遣军队到边境，并将此作为打击“入侵者”的政治噱头。我要感恩的是，当我父亲来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在外国人身上还能看到人性，即便他们竟然企图改进棒球规则。
这个感恩节，我感谢那些像那位波士顿女士一样的人，他们没有将我的父亲视为一个“入侵者”、“强奸犯”或者“杀人犯”，而只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要是我们现在都像那位波士顿女士就好了。(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