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明天从另一个早晨开始/那时我们将沉沉睡去/……记住我的话吧/一切都不会过去。”
加拿大华裔作家邓敏灵(Madeleine Thien)震动了整个西方文坛的英文小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Do Not Say We Have Nothing)，以中国诗人北岛的这几行诗结尾。这部小说的名字取自《国际歌》(又名《英特纳雄耐尔》)的其中一句中文歌词。故事开篇，时间是1991年，10岁的华裔小姑娘“丽玲”(Marie)与母亲在家中接待了偷渡到加拿大避难的19岁中国姑娘“爱明”(Ai-ming)。从“爱明”的叙述切入，小说中用了套娃式“书中书”的叙事方式，讲了一个20世纪中国社会从新中国成立、土地革命、大跃进、文革到1989年之后的故事。
可以想像，这部小说要把握的主题宏大如史诗，但读者会发现，以“丽玲”的第一人称写起，从音乐家的女儿“爱明”的回忆出发的叙事构思虽然层层叠叠，但清晰而精巧，对每个角色的内心描写也相当敏锐和细腻。2016年这部作品入围英国布克小说奖最终提名后，英国几位书评人的评价，都提到了这种“双眼清晰”、“刺破历史”的创作“感人”而“令人心碎”，提醒了人们“小说的能耐”。这部小说自出版以来，横扫加拿大文坛，拿下了包括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的英语小说奖、加拿大吉勒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
最近我在英格兰的切尔腾纳姆见到了邓敏灵。她身材小巧、说话轻柔，微笑时眼睛眯成弯月，仍然像个年轻姑娘。今年44岁的邓敏灵对于1989年的记忆有点模糊，但她通过大量阅读和旅行，将一些被刻意遗忘的事件细节拼接了起来。作为小说家的邓敏灵，对“二战”后题材很感兴趣。她在前一本小说《边界的狗》(Dogs at the Perimeter)里，着笔的是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尽管《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是一部小说，邓敏灵在其中穿插了历史场景及真实人名，比如红卫兵高喊《毛主席语录》中的口号、赵紫阳到广场上看望学生时说的原话，比如中国指挥家贺绿汀、李德伦等。书中也引用了从《孙子兵法》、李白的唐诗到新疆民歌等各种中国文化索引。在小说创作中碰触政治题材，很容易会写成一部苦大仇深的“伤痕小说”。也许是从小置身于旁观者的角度，邓敏灵的叙事平实而冷静，惟一令人感觉到情感的地方，都来自“爱”：亲人之间、人对自己的祖国。她表示，最初读马建的《红尘》，“去理解、原谅再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对自己的影响很深远。而在文本构建、语言和审美上，她则深受卡尔维诺小说《看不见的城市》的启发。她也很喜欢北岛的诗歌和犹太学者汉娜•阿伦特的作品。
邓敏灵的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人，母亲来自香港，一家人于1974年移民到温哥华，同一年邓敏灵出生。在书中，中文不好的十岁小姑娘丽玲好奇母亲手中的《记事书》，凑过去看却看不懂满页的中文字，令人猜想这里有作者自传的色彩。邓敏灵说，小时候不愿学讲粤语(即母亲的母语)，只勉强在外面点菜时才讲一点。在书里，作者用繁体中文字，向读者解释中文里的偏旁部首及多种汉字组合的可能。文中以大量拼音、同音异义词作为例句，对于不懂汉语的读者而言，估计会有阅读难度。
小说中多次提到的《记事书》，是连接不同世代、不同故事线的关键物品。邓敏灵在解释这种复本时指出，复本也有延续自身生命力的时候，她以中国书法作为例子。而她这部小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也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记事书》。邓敏灵决定要写这部小说时，父亲不以为然：“你对中国的了解能有多少？”她从2002年开始到中国旅行，在旅途中想得最多的是那时刚过世不久的母亲：“她一直希望我能多看看中国。我们原本应该一起成行的。”自从那次旅行之后，邓敏灵不断回到中国，尤其在2013年后，她在上海、北京以及祖辈所在的广东地区待了很长时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里面对上海音乐学院着墨不少，她为此也在上海停留了很久。但最震撼她的是敦煌之旅，她强烈感觉到东方与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的重叠。在460页的小说剩下最后几页时，我们读到了“爱明”提着一个小行李箱，在1990年时从敦煌丝路徒步，花了三个月，经吉尔吉斯坦、土耳其偷渡到了加拿大。这个情节，正好呼应了《记事书》中的女子“五四”跨越戈壁滩的故事。这样三个家庭、横跨三代人的叙事结构便让人一目了然。
在构思这部小说的五年中，几乎不会说普通话的邓敏灵，遇到了很大的语言障碍。但当她看见风沙之中的汉塞，并绕着这堵古长城周围多次行走，邓敏灵的内心很受冲击：“我可以就这样待在这个地方，不停吸收、再吸收。那里人们的生活充满了如此的复杂性，你看到的表面之下，还有很多层次与深度。”当时她在新加坡任教，奇特的是，她经常感到要回到中国去，才能自由呼吸：“在那里，我能察觉有一种社会批判与自由思考的氛围，是在亚洲其他地方都不存在的。这也许与(西方)大部分人对中国的印象大相径庭，但事实上，中国国内有着大量的思辨、讨论与对话。”(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