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之际，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将获得一个抵制民族主义的平台。60多位世界领导人将于周日齐聚巴黎，法国总统希望确保他们回国时，不仅仅带着一个礼品袋，而且要带回去一条明确的信息。法国正利用这一机会举办一场国际和平会议，并计划将其变成一年一度的活动。“巴黎和平论坛”(Paris Peace Forum)是在略显温和的“和平与全球治理相联系”口号下发起的。即便是这种含糊措辞也不太可能让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感到满意，后者公然敌视全球治理。这位美国总统最近对联合国(UN)表示：“我们绝不会把美国主权让渡给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无法控制的全球官僚机构。”
尽管如此，马克龙和特朗普的同时出现–他们对“全球治理”的看法截然不同–是纪念一战结束的一种恰当方式。法国总统和美国总统代表了两种关于国际关系的传统思想，一个世纪前，战争刚刚结束，这两种思想便在巴黎发生了冲突。这些想法之间的斗争不仅定义了世界政治的过去，也可能定义世界政治的未来。马克龙是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代表的崇高而雄心勃勃的国际主义的继承者。当初，威尔逊代表美国参加了1919年的巴黎和平会议(Paris Peace Conference)。正是威尔逊提出以“十四点”计划来构建一个世界新秩序，并支持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形式、从此结束所有战争的想法。但威尔逊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国内失败了，因为参议院拒绝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反对阵营的领头者是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他坚持“我必须优先想到美国”，并宣称“国际主义……让我感到厌恶”。
一百年后的今天，美国有了一位坚定秉承洛奇传统、贯彻“美国优先”和谴责“全球主义”的总统。相似之处还不止于此。洛奇也是反对大规模移民涌入美国的主要人物。1918年至1919年的和平努力失败了，欧洲在20年内又发生了战争。但马克龙等国际主义者和特朗普等民族主义者从这次失败中吸取了截然不同的教训。国际联盟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继续向前推进。在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等民族主义者看来，国际联盟的失败成了全球治理无效的象征。在1930年代，该联盟完全无法有效遏制日本帝国、墨索里尼(Mussolini)领导下的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野心。务实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是，只有民族国家部署的硬实力–而不是国际机构推行的全球治理–才有机会遏制独裁者的野心。
国际主义者的回答是，在一战之后，洛奇等人犯下了更严重的错误。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给国际上的严重失序创造了条件。在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国又回到了欧洲战场–正如威尔逊所警告的那样，如果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它将会重新加入战场。换言之，在1918年到1939年间，全球治理不是失败了，而是从来没有得到过适当的机会。1945年后的一代美国政策制定者–“聪明人”–在国际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对两次大战中间所出现问题的批评之间采取了折中态度。他们倾向于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国际联盟是效率低下、理想主义的，注定会失败。但他们也认为，美国的孤立主义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此，美国采取了一种温和的威尔逊主义。美国加入并事实上主导了新成立的联合国。但书写《联合国宪章》是为了承认洛奇提出的一些更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再也没有人说美国可能会在一个全球机构的强迫下参战，不管国会领导人什么意见。而且，美国维持国际秩序主要不是依靠联合国，而是依靠硬实力–核武器，以及各种国际联盟和在世界各地实施军事干预的意愿。
几十年来，这种锋芒毕露的国际主义一直主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无论是在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领导下。只有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美国才回到1919年的民族主义。然而，在巴黎，舞台属于马克龙。只不过，在马克龙式全球主义和特朗普式民族主义的这场斗争中，听众中那些最有权势的领导人的真正立场是模棱两可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都学会了“像全球主义者那样说话，像民族主义者那样行事”。与特朗普不同，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夸耀自己对全球规则的敌意。但是，尽管他们将对马克龙的演讲报以礼貌掌声，俄罗斯人在克里米亚、中国人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更能说明他们的真实态度。(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