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老实话，我原以为彭博创新经济论坛第二天早上8点的开场主旨演讲，是一场错过了也不可惜的例行公事。我错了！半年前在纽约听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谈中美关系，他的论调是典型的“中国的老朋友”的“外交辞令”，礼貌但没有什么料。听起来中听，但我知道对于解决中美关系的症结可能无法起到真正具体的作用。今天保尔森不客气了，特别是在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发表演讲之后一天。这不是我熟悉的保尔森辞令，而是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咄咄逼人的“忠言逆耳”，或是“打开天窗说亮话”。
综合来说，保尔森的观点是具有建设性的具体建议，但与我们习惯看到的“中国的老朋友们”的多重包装、柔软中听的“外交辞令”有别。我在会场问了这次论坛的一些“大咖”，看他们是否和我一样惊讶。大多数与会人士对保尔森的直言不讳和清晰论点击节赞赏。我认为对于中国的未来寄予厚望的朋友，不应该把保尔森的讲词视为被白宫鹰派“黑化”的结果，也不应该把它当成是中国的老朋友“倒戈”。
一
保尔森在演讲中提到他与王岐山协作处理2008年金融危机而生的一些问题。他与中国的渊源长达30年，与中国高层领导人建立关系：首先是以银行家身份在1990年代初前往中国拓展高盛的投资银行业务，帮助中国大型国有企业重组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来又以高盛CEO身份造访中国不下70余次；2006年，他成为小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并启动了美国和中国高级官员之间的“战略经济对话”。
尽管如此，保尔森批判中国目前的方向毫不留情。美国在促进中国加入WTO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在中国加入WTO已17年后，中国仍然没有对外开放竞争。中国保留了合资要求和所有权限制，使用技术标准、补贴、许可程序和监管作为对贸易和投资的非关税壁垒。在中国加入WTO近20年后，“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认为WTO体系需要现代化和改变的原因。而我也同意。但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有影响力的声音主张中美经济‘脱钩’，特别是与技术相关的贸易和投资，这将造成供应链的破坏。这些论点不会很快消失。”
虽然许多人将这种转变归咎于特朗普政府，但保尔森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可能会在美国政策制定中持续一段时间，美国各方的共识是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的战略挑战，而且以美国的利益为牺牲品。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自加入WTO以来经济开放缓慢，美国商界已经从倡导转向怀疑，甚至反对美国过去的中国政策。美国企业不希望发生关税战，但它确实需要政府采取更激进的方法。那些最了解中国、在中国工作、在中国做生意、在中国赚钱、过去主张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的人，现在却主张更直接的对抗，这是怎么回事？
答案在于中国鼓励竞争的政策停滞不前，以及近20年来开放的步伐放缓，外国公司不能在中国做中国公司在外国做的事。这分裂了美国商界，使美国政治专家的态度加剧转向负面；尽管许多美国企业在中国赚钱，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放弃了公平竞争的希望。美国公司越来越着眼于把风险从中国绕开。
保尔森相信中国的行为和未能开放，导致在美国产生对抗中国的观点。在过去五年来中国传递的信息是：共产党命令一切，党支部成为对国企和民企的监督工具，而不是由董事会监督；私营企业必须支持国家的战略目标，而不一定是市场或商业目标；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是混合所有制，结合国家和私人资金来支持和加强国有企业；外国公司在许多领域被视为“不必要”，必须服务于中国技术、知识和业务流程的本土化。
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问题更加剧了当前中美之间局势的紧张。外国技术不仅被转移和消化，还被重新设计，以便外国技术转身变成“中国技术”；许多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对这种所谓“本土化进程”很不满，认为这对他们企业内部的创新者和梦想家非常不公平。保尔森认为中国甚至对外输出它的行为模式，比方说通过像“一带一路”这样的项目推进“数字丝路”，外销中国“网络监控”的模式，这种行为是与美国和欧盟关系紧张的根源。
保尔森的论调呼应了白宫对华鹰派的观点。反讽的是，在白宫鹰派看来，像保尔森这样的“中国的老朋友”主张与中国的互动，正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威胁和战略性违规行为。保尔森在演讲中表示WTO未能改变中国歧视外国企业的行为，因此支持特朗普采取的强硬态度，然而同时他也反对鹰派主张两国必须“脱钩”的观点，认为这是使美国陷入孤立的下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在亚洲)能够凭借地理、经济重力以及每天生活的战略现实，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如此庞大且快速增长的经济中脱离出来。保尔森认为，如果被迫选择，许多国家将选择中国，将美国视为孤立的国家。
保尔森对于中国是否遵守入世承诺的评估，显然与中国官方的立场有别，使我不觉想起美国史带金融财团董事长、AIG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8月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标题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些友好建议：除非你做出回应，否则你不能期望继续获得有利的贸易和投资条款”。这封公开信的笔调很令人惊讶。格林伯格可以算是“又红又专”的“中国的老朋友”。AIG的前身是一家在上海起家的公司，格林伯格对于这个地理渊源一直十分自豪。AIG最早进入中国的时候，在人寿保险外资企业持股限制上享受量身定制的“AIG特殊优待”。他在纽约的办公室展示中国古董，公司纽约总部雇有负责处理与中国政府关系的专员。他是与基辛格同样的“中国铁杆粉”。
格林伯格当然不是那种对中国历史无知的美国人。他的文章追溯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他亲身在中国的经历：“通过我多年在中国开展业务和参与美中关系，我认为目前的贸易争端解决方案相当明确。当尼克松于1972年访问时，中国的经济在世界贸易中处于边缘地位。今天它有望成为全球领导者。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中国建立了贸易壁垒，以建立其新兴产业。出于战略原因，这对美国等外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由于中国的巨大潜力，外国公司对之忍受。现在，中国的官僚机构、政府政策、充满障碍和延误的监管程序、结构性障碍、例如政府机构因强迫提前退休而导致的更替，以及中国官员的心态，都存在对外国人的歧视性待遇。这一切都需要改变。当中国不愿意回应时，中国不能指望在国外市场继续获得有利的贸易和投资条件。改革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有权提升公平竞争力。中国不再需要与经济发展初期相同的优惠条件。重新评估双边贸易条款并使其更公平公正是有道理的，每个贸易伙伴都可以确保所有产业的市场准入平等且畅通无阻。”
二
保尔森认为中美关系目前走到如此接近崩裂的拐点，主要由于双方在三方面的分歧：利益不同(在美国和中国应该达成一致的许多问题上，例如朝鲜，两国经常追求不同的途径，这意味着共同利益没有产生持久的合作)；中美在管理国际系统的一些重要规则上存在分歧(如海权和惯例，最近使双方海军在公海上几乎陷入冲突)；在一些关键领域，美国和中国的观点很不一致，对国际治理的某些问题采取截然不同的观点(中国和俄罗斯主张国家的网络主权和国家控制跨境数据的权力；而美国和欧盟虽然没有完全达成协议，但都拒绝接受中国和俄罗斯的观点)。这些和其他驱动因素结合，例如中国的网络管制和南海的岛屿建设，在华盛顿引发了新的共识，即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而且很可能是美国主要的长期对抗者。保尔森以略带悲观的口气说，他认为即使特朗普政权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潜伏的紧张关系也将会持续，由于涉及的层面很广，中美之间的关系除非能够正视深部的问题，否则将面临长期的寒冬。
过去40年来，美中关系建立在物品、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流动之上。在这40年中，两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理论上应该会减轻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竞争。但是诚实的评估显示，这并未发生，技术是这一现实的关键驱动因素。在当今世界，技术是商业成功的关键部分，模糊了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安全竞争正在广泛卷入经济和商业的领域。更重要的是，经济紧张局势正在达到一个崩溃点，这四方面的流动正面临巨大的压力，加大“脱钩”风险，也即形成“经济铁幕”的风险。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深化改革？保尔森建议从三个方面做起：第一，竞争改革，允许外国公司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与中国公司竞争，允许中国私营企业以同样的公平原则与国有企业竞争。第二，加强市场的作用，成功的公司必须以商业形式运营，而不是作为国家的代理或特工，让它们依照市场推动关键决策，回应市场的信号，而非政府的信号。中国总是会有庞大的国营体系，但是即使是国企，也应该商业化运作，这意味着加强公司董事会，而不是共产党委员会，作为外部监管的工具。这也意味着赋权领导层成为这些公司真正的管理者。第三，中国必须培育和保护创新，结束强制技术转让的政策，并且努力防止网络盗窃，加强保护知识产权。自主创新的使命不应该被用来限制竞争，包括通过设定使用标准的手段。
保尔森对中国的具体忠告则是：首先，不损人，实施强有力的互动规则，以防止中美军事摩擦。第二，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建设性地合作。第三，要大胆地打开中国的经济，相信中国的公司可以竞争，而不需要再躲在政府的保护墙后面。第四，积极主动地保护外国专有技术，终止直接或间接强制技术转让的政策。第五，与美国共同确定其最重要的战略重点，尤其是朝鲜。而美国该怎么做？首先，放下激烈的语调。战略竞争是一个事实，美中之间的国家利益存在巨大差异，彼此显然有冲突的国家安全概念，尤其是在南中国海。但中国并没有对美国文明构成生存威胁。美国经过242年的民主实验，应该对自身及其制度的复原力更有信心，在面临中国明显的战略挑战做好准备同时，不应该牺牲美国中心的价值观和对开放的承诺。
第二，争取合作伙伴，然后与这些合作伙伴联盟，努力达成与北京的共识。中国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尽管中国不支持自由主义秩序，但它和美国一样需要一个有效的全球秩序，中国和美国何不成为引领WTO进入数字化领域的主力？保尔森希望特朗普重新考虑他退出TPP 的决定。TPP 2.0将为塑造中美贸易环境提供现成的工具。第三，与中国谈判。美国在与中国进行谈判时，要有明确的目标。这意味着要找到框架，不仅要讨论问题，还要解决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密切合作，例如与中国达成多方投资协议。
第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大举投资美国，塑造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的经济、强大的教育机构，以及对科学和工程的强大投资。对世界开放，投资并打造联盟，在各大洲投资于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特别是在亚洲和欧洲。如果美国要在21世纪的世界中竞争和茁壮成长，必须避免对国际体系运作构成风险。中美两国共占全球40%左右的GDP，为全球增长贡献了50％以上，很难想象两国各行其是、甚至“脱钩”的国际秩序；两个国家都需要能够运作的国际秩序，而国际秩序正是“大到不容倒”。这个秩序的重整必须仰赖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家风范”。
三
保尔森的观点虽然获得不少在场嘉宾的赞赏，恒隆集团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保尔森的转变似乎有些突兀：“保尔森给几个美国朋友打了电话，因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变了，所以他也跟着变？过去24个月发生什么事了？保尔森提到的中国市场状况他难道素来无所知晓？为什么特朗普上台24个月后，他才说出他真正的想法？难道是他突然被彼得•纳瓦罗(美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白宫鹰派代表)同化了？”
北京麦健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十亿消费者：来自中国商场第一线的经验》一书作者)麦健陆(James McGregor)认为保尔森今天的演说将是中美关系历史上的里程碑文件，与佐利克的《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说同样级别。2005年身为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的政策演说，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句话是：“我们应该要求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害相关参与者”。麦健陆说，根据他的了解，这份讲稿是保尔森的力作，他全程亲手动笔，而且在写作的过程中非常焦灼，因为决定不再以外交辞令打掩护。
凯雷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联合执行主席大卫•鲁宾斯坦认为保尔森的演说非常有力。我提醒他这跟保尔森以往的公开演讲说法显著不同，从来没有听到他对中美关系这么直接、甚至带有警醒意味的“悲观”语调。鲁宾斯坦说：“保尔森和中国领导层很熟，他应该知道这么说中国政府还能够接受。”我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闭幕前遇到了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前高盛总裁)。他曾属于特朗普幕僚中的“鸽派”，与白宫鹰派围绕关税策略斗争失败后辞职。科恩对我说：“保尔森所说的，我完全同意。”(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