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那些西装革履，拿着高薪的金融圈靓男俊女无不让人艳羡。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属于那种春风得意的人生赢家。这些驰骋在金融界的精英宠儿(包括银行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咨询师等)，大多数毕业于世界名牌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拿着六位数的工资，更别提让人嫉妒的年终奖金等福利。但是，在他们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辛酸，特别是近年来金融城中自杀率的上升，令人扼腕叹息。
金融城年轻人自杀事件时有耳闻。几年前英国一名美林银行实习生莫里茨·厄尔哈在连续工作了3天之后猝死，死时只有23岁。更不要说2014年摩根大通的”三连跳”自杀事件。与此同时，中国金融圈人士自杀事件也在攀升。例如，2015年，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自杀。同年，中国期货界传奇人物，瑞林嘉驰对冲基金经理刘强在北京华贸酒店顶楼平台跳楼自杀。普华永道女白领潘洁在高强度工作压力下因急性脑膜炎去世，她去世前半年的微博里经常出现”我想睡觉”这样的帖子。2011年英国伦敦金融城前首席代表，原中国区负责人刘莹自杀身亡。
世界处于互联网时代，各地的工作节奏不断加快，金融、法律行业竞争激烈。加班、超时工作是家常便饭。米歇尔(Alex Michel)曾就职于高盛投资银行。她的一位同事为了应付长时间工作而不打瞌睡，听从同事建议在办公桌下放上回形针，一犯困就被扎醒。用这种方法来硬扛睡眠不足。莫利(David Morley)原来就职于英国著名的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Allen & Overy)，他举例说，一个周五晚上刚刚准备回家，突然接到客户一个电话说想谈一比生意，并希望能在周日成交。这就意味着要加班加点，准备材料，整个周末就泡汤了。市场竞争如此激烈，如果你不加紧争夺客户，客户可能会被竞争对手抢走。但一想到这笔生意能谈成，或许明天将见诸于报端，立刻感到热血沸腾，就像吃了药一样亢奋。有的时候，金融城里的这些白领精英为开一个公司会议，24小时之内在中英两国之间穿梭飞行，用”疯狂”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公司之间的较量，同事之间的竞争让每个人都不敢怠慢，业绩用金钱来衡量。赚不来钱得不到上司器重，可能随时被炒鱿鱼。工作压力巨大，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工作出差错。这些不仅仅是刚入行的人能感受到的压力，就连资深人士也不例外。纽曼(Jeremy Newman)是全球最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德豪的全球首席执行官，而且是合伙人。在外人面前，纽曼显得十分自信，但他自己知道每天都担忧，生怕出事或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出丑。他说，一次自己在主持召开的同行大会上侃侃而谈， 给人印象自信满满。但是他私下承认那天他一共换了5次衬衫，并不是因为会议室热，而是由于紧张不断出汗。
由于金融圈人士常年都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状态，健康长期透支、身体被掏空，于是酗酒、药品(包括毒品)、赌博、性等都可能成为解压的方式。英籍银行业人士朱廷(Rurik Jutting)被控谋杀两名印尼女性的碎尸案也许是极端个例，这个案子发生在两年前的香港，当时曾轰动一时。据说案发时朱廷曾服用可卡因。朱廷是剑桥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先任职巴克莱银行，后任职美林银行，年薪高达26-27万英镑，后因销售金融产品违规，受到上司责备，并调派至香港。据说朱廷便开始沉溺于毒品，酒精，召妓等。纽曼说，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粒止痛药，有时一天下来已经后背僵直，无法动弹。
米歇尔表示，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性质，一般来说大多数金融行业人士可以撑4年左右，4年后健康问题就会逐渐显现。米歇尔记得单位的一位女同事才30岁出头，但医生告诉她，根据验血结果显示，她的健康已经像一位70岁的老年女性。慢性疼痛、身心交瘁非常普遍。内分泌系失调，甚至可能导致不孕。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仅在伦敦就有至少几十万专业人士在金融圈工作，其中不乏华裔。这种玩命工作，疯狂生活的文化无疑对身心健康无益。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转身而退呢？也许是金钱的诱惑力太大。因为一旦赚钱，丰厚的回报和满满的成就感，就会让你欲罢不能。当然，也有人激流勇退，像前面提到的米歇尔。她辞去在高盛银行的工作，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成为一名学者。
这种加班文化在亚洲许多地方也盛行，过劳死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日本一名女记者连续2个月加班100多个小时，导致过劳死。 死时年仅31岁。中国正处于经济上升阶段，许多公司和企业都有加班文化，特别是一些私企。据北京师范大学一位研究员2年前估计，中国在职员工平均每年工作2,000-2,200个小时。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这一数字远高于美国(每年1,790小时)、荷兰(1,419小时)、德国(1,371小时)，甚至日本(1,719小时)。但并非人人都愿意加班。2016年夏天，一首由上海业余唱诗班演唱的加班歌曲《感觉身体被掏空》在网上一夜暴红。这首歌调侃“上班狗”的生存状态。描述加班的歌曲有不同版本，道尽了打工族和加班人的辛酸。
那么谁应该为这种金融圈的文化负责呢，是个人还是公司？米歇尔认为并没有人特意设计这种文化，这正是悲剧所在。员工之间的竞争、不透明的公司文化、没有工作安全感，都为用人单位“剥削” 其雇员创造了“最佳环境”。因为年终奖金直接与你平时的业绩和表现挂钩。同时你知道老板会把你和你同事的业绩直接对比。你无法得知别人做得怎样，只好给自己加码，力求胜出。这些还只是内部的竞争，别忘了还有同行业的争夺，因为最终选择权在客户手里。
卡莫迪(Jessica Carmody)在毕马威(KPMG)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她同时还是毕马威精神健康网络的咨询师。她说，毕马威精神健康网络鼓励员工敞开心扉，如果感觉到吃力、焦虑以及抑郁要寻求帮助。如果憋在心里会使情况越来越糟。这些措施无疑是向好的一方面在转变。此外，伦敦还有一个专门为金融圈人士提供精神健康的组织叫“伦敦金融城心理健康联盟”(the City Mental Health Alliance)，其负责人琼斯(Nigel Jones)也是前金融圈人士。他说，现在一些商界客户也非常重视与他们所合作公司员工的心理健康。他们甚至约谈合作公司的新员工，看看他们在公司是否受到了良好对待，并参照面试结果来决定是否继续与这些公司合作。这一迹象表明事情开始转变，人们更加重视员工的精神健康和福祉。琼斯表示，改变是必须的。商界客户认识到只有以人为本的公司。员工才能处于最佳状态，继而发挥出最好的成绩。(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