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们评论的语言小心谨慎，但对中国未来方向的告诫却很清晰。中国发展到今天的繁荣部分原因是拥抱了市场的力量，中国老前辈的市场派经济学家、88岁的吴敬琏在上个月举办的一个经济论坛上说。然后他转向在座的最高层官员、中国的经济问题顾问刘鹤说，现在有一些“不谐和的声音”在声讨民营企业。 “这个现象值得注意，”吴敬琏说。吴敬琏给一种日益增长的担忧赋予了罕见的官方表达，这种存在于中国企业家、经济学家，甚至一些政府官员当中的担忧是，中国可能正在支持自由市场、支持工商的政策上打退堂鼓，正是这些政策把中国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40年里，中国时而实行集权的共产主义统治，时而允许一切都可能发生的无拘束的资本主义，现在有人认为，钟摆正在倒向政府的方向。
国营企业在工业产值与利润的增长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民营企业曾在这些方面起主导作用。中国已对互联网电商、房地产业和电子游戏等行业加强了监管。公司可能面临更高的税收和员工福利负担。一些知识界人士在呼吁彻底取消民营企业。中国的异见人士如今必须谨言慎行。但是，一种部分源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压力的紧迫感，推动了越来越多的官员和经济学家就政府正在改变对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上发声。
根据发言记录，在同一论坛上，高级别政府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党组书记马建堂说，民营企业当中弥漫着担忧和“不满”。“如果形成一股潮流，无人敢提批评意见，那么后果将非常可怕，”退休部级官员胡德平写道。这场辩论一直进入了最高层。上周四，中国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让民营企业家放心，北京方面仍会支持他们。但他也有力地为大型国有公司辩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国有公司排挤了民营企业。“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习近平在视察大型国有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所属的一家工厂时说。
中国领导层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向企业家求助，当时，政府已把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官员为企业家设立了经济特区，让他们可以在较少的政府管制下开设工厂，吸引外国投资者。这一尝试无比成功。这个办法进一步扩大到国内其他地区后创造出来的经济增长，帮助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仅次于美国的水平。据官方商业团体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数据，民营经济如今贡献了全国经济增长的近三分之二、以及新增就业岗位的九成。因此民营工商业受挤压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在民有经济遇到很大困难的当下，”退休部级官员胡德平在上周四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过去五十年代经过公私合营，走过的国家资本主义之路，今天绝不再走。”胡德平是前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之子，经常为中国改革发声。
曾经谋求党对军队、媒体和民间社会更大控制的中国国家主席，如今正在瞄准工商业。政府正在考虑直接持有国内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股份。监管部门加强了现有要求，让党委会在企业、甚至是外资企业的管理上发挥更大作用。左派学者、博客作者和政府官员正在为这种做法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今年1月，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周新城教授声称，应该消除私有制。上个月，当时尚不为人知的博客作者吴小平写文章说，私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实现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应该逐渐退场。吴小平的文章在网上被人疯传。同在上个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曾敦促民营企业加强“民主管理”，还说民营企业应由企业主和职工共同管理。
政府的某些做法源于需要。北京必须找到为比如全民医保这样的越来越雄心勃勃的民生计划提供资金的办法。政府也在试图遏制企业疯狂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例如环境污染、工人待遇不佳，以及多年来的企业逃税行为。但企业家说，中国的税收已在世界上属于最高的，税收变化的步子太快，让他们来不及做准备。例如，明年中国将加大力度征收各项社保并改变社保费用的计算方式，这将导致企业成本上升。据野村证券(Nomura Securities)驻香港经济学家陆挺估算，更严格的社保征收可能会使企业利润下降2.5％。这对小型公司尤其可能造成伤害，这些公司往往为私人所有，利润通常很微薄。中国官员已承诺减轻整体税率，但细节尚不清楚。
北京在努力摆脱经济对信贷的依赖，这使许多民营企业的融资变得更难，融资成本也更高。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获得新贷款上基本没有困难。连李克强总理最近也承认，在获得银行贷款上，国企民企之间存在一条所谓的“隐形线”。一些苦苦挣扎的企业家正在做着曾经不可想象的事情：把企业卖给国家。据官方报纸《上海证券报》报道，今年迄今已有46家民营公司同意把股份卖给国有企业，其中超过一半的民营公司把控股权出售了。在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中，这个数字虽然很小，但扭转了二十年来国企向民营企业家出售股权的趋势。
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长春中天能源就是其中的一家。在一笔贷款被要求还款之后，其控股股东们同意把股权出售给湖南省政府经营的一家公司。湖南省政府承诺向该公司注入近1.5亿美元的资金。中国还采取措施加强对技术产业的控制，这个领域过去因基本不受政府影响而得以繁荣。自从监管条例改变之后，中国的新电子游戏审批一直处于冻结状态。新监管条例让共产党的宣传部门有直接的作用，这让党对过去只是一个政府的程序有了不同寻常的权力。中国的游戏行业巨头，也是全球最大的技术公司之一腾讯，已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的市值。腾讯拒绝对此置评。当局还收紧了互联网电商行业的管理规则。一条新法律要求经营网店者向政府登记并纳税。对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阿里巴巴集团来说，这可能是个打击，因为阿里的部分收入靠运营名为淘宝的在线集市，大大小小的商家在淘宝上开设了成千上万的数字商店。阿里巴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希望新法的出台为行业带来积极的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国有企业有了不错的表现。根据政府数据，在工业部门，今年头七个月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是民营企业的三倍。部分原因是政府削减过剩产能和污染的举措大多落实到了民营工厂上。民营企业家害怕招来官方的责备不敢发声。但人们不难找到忧心忡忡的迹象。上个月，一家投资研究公司的创始人陈守红在给一群身为高层管理人员–当中许多人已经拥有上市公司–的MBA学员上课时，让他们在“恐慌”和“焦虑”中选一个词来描述他们对经济的看法。根据课堂笔记，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恐慌”。陈守红拒绝接受采访。乐观者指出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此表达关注，意味着政府会给予企业更多的空间。其他人则认为这种艰难的局面会持续下去。北京的法学副教授萧瀚引用了一则伊索寓言，寓言讲的是一个人试图不让一头驴掉下悬崖，但未成功。“用不了多久，我们可能会在悬崖底下找到一头中国驴的尸体，”萧瀚说。(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