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之间，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为什么没人预测到”？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时，如是反问这家诞生过经济学家哈耶克与科斯、哲学家波普、投资家索罗斯等人物的经济名校。如今回头看，除了女王之问，尤其还应该追问，为什么危机过去十年，最受伤害的还是穷人？
房屋是核心
公众的痛苦即使没法弥补，也应该得到解释，金融危机为何崩塌得如此剧烈？金融机构的作用首当其冲，雷曼倒闭被认为金融危机关键点，甚至被认为是无可挽回的错误。有人无不打趣地说如果雷曼兄弟叫雷曼姐妹，也许它就不会那么贪婪骄傲，也不会在那个夏天率先倒闭，那么也就没有后面一连串后果。对此，组织美国金融危机营救的三巨头保尔森、盖特纳、伯南克都纷纷撰文著书表示自己已经竭尽全力，银行业不得不救助，而雷曼不得不倒闭。
事到如今，昔日“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业，从这些年中，是否汲取了一些挫败或者教训？很可能没有，一度人人喊打的银行家重新回到达沃斯之类场所，曾经血流成河的华尔街更为强大了。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莲•邰蒂对这一结果的评价是令人意外，这十年不仅银行规模在持续扩张，而且美国金融业的相对实力并没有受到削弱，更不用说，也没有人因为危机直接入狱。投资银行家的贪婪、次贷衍生品的杠杆、华尔街的阴谋等等，这些过去在主流媒体占据主流的各类解释，虽然符合直观感受，也占据道德高地–这些描述就算是真的，能否解释危机根源、危机何以持续如此长时间等问题，这仍旧存在疑问。
对比之下，回到金融危机的源头，这场危机开始于房子，而且核心或许也在于房子。美国两位经济学新星阿蒂夫•迈恩(Atif Mian)、米尔•苏非(Amir Sufi)的研究正是由此着手。他们对于住房按揭的研究解释了金融危机的另一面真相，即金融危机的起因与扩大都在于债务尤其是家庭债务。在两人合写的《房债》(House of debt)一书中，他们指出经济灾难发生之前，家庭债务的大幅攀升以及居民消费的大幅下降，从美国到国际都有出现。
随着危机爆发，家庭发现其借入的债务过多，而房价下跌带来的损失完全由家庭自身承担，以至于家庭净财富以不成比例的速度飞快下滑，家庭消费支出因此快速下滑。由于消费是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去杠杆开始，经济飞速下滑，一切人都难以幸免于难。直到今天，流行的观点还是认为房地产只是美国金融危机起点而已。不少人指责金融危机之前的居住政策的宽松，让很多没有资格获得住房抵押按揭的人（主要是穷人）获得抵押按揭，这本来就是不应该，回过头来，这些人在金融危机之中将房屋退还给银行，也是正常的市场出清行为——这种想法符合直觉以及自由市场精神，然而并不全面。事实上，房地产信贷不仅影响美国家庭债务，而且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次大衰退。真相在于，居者有其屋也许过于奢侈，但是将消费者直接扫地出门，带来的经济后果也许让很多人始料未及，
债务是关键
按照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看法，资本主义是一个金融系统，按照这一逻辑，经济其实也类似一个债务的“纸牌屋”，以债务堆积而成。经济向好时候，消费与支出皆大欢喜，债务变得如此“便宜”，源源不断增加；一旦家庭债务达到临界点，趋势出现逆转，那么就会出现自我实现式的负向正循环，最终导致经济的雪崩。于是，以住房按揭繁荣开始的经济泡沫，最终幻灭也在于住房按揭，导致美国800万人失业。阿蒂夫•迈恩、米尔•苏非的研究证明，正是家庭债务与经济衰退之间的关系导致了这次衰退及其恶化。
更加残酷的真相在于，穷人在危机中变得更穷，这背后隐含了债务游戏中的不平等。穷人的住房购买往往抵押比例更多，而因此其财富受到的边际影响更大，随着住房抵押出现问题，房价下滑对穷人净财富的伤害远大于对富人。由于穷人的消费边际倾向更高，财富与收入缩水之下，穷人消费被迫缩减，这对于经济衰退的影响不言而喻。更为悲剧的是，随着很多穷人在危机中不得不将房屋交还给银行，这也导致随后的房地产回暖并没有真正惠及这部分人。换而言之，穷人或者说中下层，在危机前借贷比例更多，在危机中资产损失最多，在危机后享受的复苏最少。有谁能够料到，正是看起来实实在在的房子，最后成为所有人的噩梦–不，更准确地说，中下层的噩梦。
软阶层社会：失落的中产阶层
这些年，美国经济恢复是发达国家恢复最快的，但即使如此，美国中产家庭而言，也可以说是失去的十年，中产阶级的萎缩成为普遍现象。我在公号《徐瑾经济人》也多次谈及，这其实是软阶层社会在全球的不同投射。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分析报告，美国大城市中产阶级从2000年到2014年出现空心化趋势，中产在9成的大城市缩减。与此同时，所有发达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均出现了下滑，中产家庭尤其严重，收入中位数77898美元下滑72919美元，跌幅为6%。结果是什么？美国出现四十多年来的一个新景观：中产首次不再是社会的最大多数人口。用最广泛的定义来看，美国当下中产占成年人口的比例一半，60年代则高达超过6成。
和中国类似，美国中产也陷入了脆弱的状态，成为极易暴露在风险的软阶层。中产的没落，并没有影响1%富人兴旺乃至于富人区的兴起，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斯坦福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研究，居住在富人区的家庭数量翻了一倍多，1980年比例为7%，2012年则为16%。至于下层，他们的遭遇就更为悲催。当次贷危机爆发，美国部分贫民区的租金不仅没有降低，而且出现上涨，因为当穷人的房屋被没收，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住所–其中逻辑，类似爱尔兰饥荒中土豆价格上涨。
回顾历史，美国政府鼓励人们拥有住房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1918年美国劳工部就发起“拥有自己的房子”运动；60年代约翰逊总统提出“伟大社会”目标，提议创建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他认为拥有房屋可以增加一个人在社区中地位，让人可以骄傲地为此捍卫自身家园。如今则有了新的变化。买不起房子只是开始，随着房租上涨，当穷人没有能力支付足够租金的时候，等待他们则是扫地出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曾经研究驱逐议题，他在《扫地出门》一书中指出，今天美国大多数贫困的租房家庭得将超过一半的收入砸在“住”这件事上，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家庭要用七成以上的收入支付房租和电费。他以美国中西部的密尔沃基为例，结论是租房家庭105,000户，每年大约16,000名成人和儿童被扫地出门，相当于每天都有16个家庭经由法庭程序被驱逐。比起法院正式程序，当地还有各种“非正式的驱逐”；2009年到2011年，他指出当地每八名租户中至少有一名经历过强制性搬迁。美国梦遭遇软阶层时代尚且如此，中国呢？
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的房债故事，对于中国有什么启示呢？如何主动避免一场无法承受的金融危机呢？首先，中美情况的确有所不同。中国购房首付较高，杠杆率低于美国，加上中国家庭的储蓄偏好，相对来说对房价下滑的抵抗力较强。按照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的数据，中国家庭债务杠杆率(占GDP比率)到2017年年底为48.4%，只及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水平的一半。大众更多关注中国企业债务而不是家庭债务。
其次，美国的经验仍旧宝贵。中国近年来家庭债务绝对水平不高，上升速度却极快，从2016年到207年年底，两年时间内中国家庭债务杠杆率从38.8%上升到48.4%，上升速度相当于房地产泡沫期间美国家庭债务杠杆率增速最快三年的1.5倍。同时，由于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房价比家庭收入中位数）远高于美国，在大城市高达20倍，而美国仅为3.9倍，中国家庭以收入来吸收房价变化影响的能力仅为美国家庭的1/5–换而言之中国房价对家庭收入的负担是美国家庭的5倍，这样，房价一旦有风吹草动，对中国家庭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目前因为楼盘降价而各地闪现的“维权”行动只是冲击的开始。以此而论，债务虽美，不宜过度，如何防患于未然，或许是中国决策者应该中汲取的教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危机之危害不仅在于危机之中的损失，更在于危机之后的恢复往往比较漫长。我在《印钞者》等书中，援引哈佛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肯尼斯•罗格夫的研究。通过对历史上100次系统性银行业危机分析，结论是人均收入回到危机前水平所需时间平均需要是8年，中位数为6.5年。更不用说，经济恢复并不等于昨日重现。即使在美国德国这样收入恢复很快的国家，我们也看到不同的社会问题滋生，如果是恢复更慢的国家，其考验可想而知。
金融危机中，一边数百万家庭流离失所(FT数据为780万)，有人被迫卖房，另一边是更有人趁机逢低吸入，更不同提黑石等大型机构投资者涌入这个市场，在危机10年之后钵满盆盈。如今美国房地产回暖，曾经被驱逐的人群，与经济复苏的收益无缘。如何使得房屋资产的升值，与房客、房主、政府之间得到更合理的分配，总是未被合理回答一个大问题。你可能会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以金钱奖励成功，以失败还赠输家。不过当软阶层社会出现，这场游戏真的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么？当居者有其房在美国也没法满足的时候，民间的愤怒爆发其实是真真切切的。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川普崛起、英国脱欧甚至中美贸易战这些看起来很宏大的话题时候，会发现时代的变化并非突然一声巨响，而是在悄无声息中早已开始。(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