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写了一篇文章，描述“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讨伐共产主义之后，霍夫施塔特描述了激进右翼所利用的“过度夸张、猜疑和阴谋式的幻想”。近日苹果(Apple)、Facebook和YouTube删除右翼电台主持人、Infowars创始人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的视频和播客，由此抑制了各自平台的偏执风。Twitter有所保留，判定琼斯对“全球主义者用科学包装的谎言及其奴役人类的终极目标”的敌意并未违反其规定。
Twitter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 3月宣布，他将“让Twitter致力于帮助提升公共对话的共同健康、开放性和文明度”。他最近表示，“记录、验证和反驳”错误信息–比如琼斯声称2012年桑迪•胡克(Sandy Hook)小学发生的大规模校园枪击案是一场“大骗局”–是记者的工作，而不是该平台的工作。在某些方面，琼斯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不但他的愤怒违反了YouTube和Facebook针对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行为的规则，而且他还基于这种仇恨言论经营生意–不仅卖生存主义广告，而且出售草药药片。Twitter不知如何处理他，无助于人们对它限制其他不当言行的信心。
此次事件紧随有关“假新闻”以及Facebook如何被用来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争议而来，使得科技平台面临的两难境地更加严峻。他们当初宣布他们是为他人交流提供平台的中立方，而不是肩负编辑监督责任的出版商，但现在他们被迫承担起责任。
来自政治方方面面的极端分子都在滥用和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很容易被用户操纵–狂热者可以通过疯狂转发评论或视频来扩大影响力。那些叫嚣得最凶、有最具攻击性的“好友”的人往往占上风。这可能退化为“拉帮结伙”–相互勾结来欺侮或诋毁他人。活动人士针对英国工党二把手汤姆•沃森(Tom Watson)发起的“推文风暴”，短暂登上了Twitter热门话题榜的榜首，尽管一项分析发现该话题62%的推文都来自仅仅1200名用户。这是一场政治运动，但此类战术可以用来对付某个个人。
平台正努力应对这波操纵潮。平台的规模太过庞大而无法监控，更不用说对海量的推文和帖子执行规则。即使他们能监控整个平台，他们也会不断面对不得不界定何为恶毒谎言、何为事实、何为观点、何为诋毁等层出不穷的问题。出版商总会对他们的出版物进行编辑；平台没有。自由主义者认为，平台不应该歧视用户：根据1996年《通信内容端正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等法律，他们的地位特殊，且影响力大于出版商。Facebook政策副总裁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an)近日写道：“我们倾向于言论自由。”但琼斯抗议称，他的宪法权利受到了侵犯。
但如果Facebook、Twitter及其他平台不是传统的出版商，那他们也不是互联网广场或公共广场。琼斯拥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权利，无论他有多偏执，但他并没有要求他人容纳和推广他言论的权利。平台必须解决如何遏制他们提供了便利的不当言行的问题。责任已经落到了他们身上，现在正是时候。(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