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澳大利亚曾经热情提倡融入亚洲，热切希望获得亚洲国家身份，而并不满足于仅仅提升与亚洲国家经贸联系、获得亚洲市场。1989年，在澳大利亚的大力倡导下，亚太经合组织在堪培拉正式成立，澳大利亚融入亚洲达到新高度。1993年，时任总理基廷宣布：澳大利亚不再作为“(大英)帝国的一个分部”，需要“全面融入亚洲”。进入新世纪后，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热情有所消褪，甚至引起国内外学者认为澳大利亚融入亚洲仅仅是个幌子的猜测。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澳大利亚融入亚洲陷入停滞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如今，在澳大利亚的政界和学界，“印太”战略成为战略增长点，融入亚洲的积极性有所消褪。
不过，虽然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具有口号式、姿态性色彩，但是融入亚洲并非空洞无物。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已经呈现出新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澳与亚洲大国关系如中国、日本、印尼的双边关系不断提升，而对亚洲地区多边合作的热忱不断下降；对经济层面融入亚洲、加入亚洲市场、自贸区建设兴趣不减，但对获得亚洲国家身份则意兴阑珊。在经贸投资、政治交往、安全防务、国家身份和地区合作等领域，澳大利亚的投入程度不一、热情程度不一，取得的效果也相差甚大，致使融入亚洲呈现虚虚实实、虚实相间的局面。
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实”
如果从贸易和投资的角度来衡量，澳大利亚融入了亚洲已经渐入佳境、成果丰硕。与政治外交关系发展缓慢、时而尴尬相比，经贸合作是澳大利亚融入亚洲中最积极、最具价值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清醒认识到：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澳大利亚的未来取决于亚洲。亚洲对于澳大利亚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快速发展的经济，还在于它拥有规模空前的市场潜力。亚洲拥有超过40亿的人口，并且还在继续增长，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需求。1994年，澳大利亚对东亚地区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62%，进口占其总进口额的41%。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91年，澳大利亚对欧洲的出口只占11.8%，对美国的出口只占10.1%。2017年度，澳大利亚出口市场的前十位有七个来自于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其中中国占有近30%的份额(不含台湾和香港)，远超居于第二位的日本(12%)和第三位的韩国(6.1%)，而美国仅占澳出口总额的5.6%，英国只占3.4%。数据显示：东亚已成为澳大利亚出口日益重要的目的地。
由于澳大利亚与亚洲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内资源禀赋不同，澳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互补性。澳大利亚拥有亚洲急需的原材料、能源、资金和技术，而亚洲拥有澳大利亚所不具备的低廉的劳动力、庞大的市场，澳大利亚与亚洲的贸易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澳大利亚一方面是资源大国，初级产品工业较发达，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国，资本密集产业也相当发达，这种经济特征使它与亚洲国家在发展经济关系中有着极好的互补性。澳大利亚的矿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正在快速现代化、工业化的亚洲国家。
澳大利亚政府领导人已经宣布：他们将主要务实地关注同亚洲国家的双边关系，而不是融入一般意义上的“亚洲”。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并不是要成为亚洲的一部分或是亚洲国家，也不是要“脱欧入亚”，而是与亚洲近邻发展密切关系，以此来巩固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捍卫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澳大利亚已经表明：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实质上是希望深入介入亚洲地区事务、尽可能地提升对东亚事务的话语权、将亚洲作为拓展外交空间的重要地区、充分挖掘并占领亚洲市场、尽可能地得到亚洲国家的承认和接受、减少来自亚洲的安全威胁。
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并不是要将澳大利亚转变为一个亚洲国家，融入亚洲也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要获得亚洲国家的身份，实际上澳大利亚没有这个意愿，亚洲国家也不会接受澳大利亚的“亚洲”身份。客观上，澳大利亚不可能真正成为亚洲国家。诚如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所说：“正如我们不能成为、也不愿成为欧洲、北美或非洲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亚洲国家。我们只能是澳大利亚人，而且只能作为澳大利亚与我们的朋友和邻国开展关系。”
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虚”
如果从经贸投资、政治交往层面来看，澳大利亚已经前所未有地融入亚洲。但是，在身份认同领域，澳大利亚面临着来自自身和亚洲国家两方面的巨大掣肘，成果乏善可陈，甚至有些名不副实。如果以文化和认同的角度来考察，澳大利亚虽然增加了对亚洲的认识和了解程度，也在经历深刻的“亚洲化”过程，但是在获得亚洲国家身份并得到认同方面还面临着很多障碍，有的甚至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早在1996年末，澳大利亚前外交官罗顿•达尔林普尔(Rawdon Dalrymple)就认为，澳大利亚无论是融入亚洲的“步伐”还是“热情”都开始有所退步，霍华德政府判断早期融入亚洲的步伐是不可持续的，日益倾向于强调融入亚洲的实用性。时任外长唐纳公开表示：澳大利亚不能期望在文化和“情感”方面参与东亚区域主义；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应该只关注经贸投资、教育合作等功能性领域。唐纳还评论道：“我认为将来的历史学家会将1996-1998年视为澳大利亚亚洲政策的转折点，在这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停止了成为地区一员的请求，停止了其竭尽全力吸引亚洲邻居注意和关注的努力，现在澳大利亚成为一个纯粹的紧密伙伴和朋友。”
澳大利亚始终对获得亚洲身份态度含糊、模棱两可、前后不一。由于“母国情节”根深蒂固，澳大利亚自身对于亚洲国家身份就疑虑重重，再加上亚洲国家不接受澳大利亚的亚洲国家身份，澳大利亚遭受到严重的挫败感。在澳大利亚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中，亚洲国家并没有成为其国家身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入新世纪后，澳大利亚不再刻意强调获得亚洲国家身份，而是声称澳大利亚的命运已经与亚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澳大利亚可以在不获得亚洲国家身份的前提下融入亚洲，融入亚洲并不必然意味着放弃西方文明属性、获得亚洲国家身份。由于过去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两大支柱东盟和APEC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困境，这导致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努力陷入窘境。澳大利亚被迫寻求外交突破，寻找战略增长点，从不断提升与东亚大国双边关系到率先提出“印太”构想，都可以看出这一外交动向。
如果将20世纪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的基调定位为“融入”，那么21世纪的基调则为“摇摆”。虽然在政策声明层面上，澳大利亚仍然将融入亚洲作为主要目标，但是在实践中，不论是融入亚洲的目的还是手段都（较以往）更具选择性。未来，澳大利亚将继续从蓬勃发展的亚洲市场获得经济实惠，也将继续被挡在东亚一体化门外，难以获得亚洲国家认可。澳大利亚融入亚洲不是目标，只是手段。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并不是希望成为亚洲国家，也不是要“脱欧入亚”。澳大利亚融入亚洲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希望借助融入亚洲占领亚洲市场、防范亚洲威胁、参与亚洲地区合作、重塑国家身份。(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