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小孩学会睡整宿的那段时间，我睡不着了。疲惫地醒来是中年人的无声恐惧之一。我最近迷上了我那块可以追踪睡眠的Fitbit手表，于是我新的例行起床仪式是浏览头天晚上那些令人沮丧的数字：一个多小时醒着，浅睡眠占主，勉强睡到7个小时。
Fitbit–我已经把他当做朋友–提供了基准，让我放心地知道这一切对于我的同龄人来说都非常典型。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伯克利分校的睡眠专家马修•沃克(Matthew Walker)解释说，到了中年时，我们的深度睡眠脑电波减少，身体不适加剧，膀胱变弱。布鲁塞尔伟大的新艺术派建筑师维克多•奥尔塔(Victor Horta)似乎深受起夜的困扰，于是在自己床边的衣柜里装了个小便池。
老年人的睡眠更加糟糕，但他们通常有更多时间来尝试入睡，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英国睡眠委员会(Sleep Council)2013年对5007名英国人进行的调查中，45到54岁的人成为“最缺觉的年龄组”。夜里睡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职业发展。我越来越怀疑成功的关键–当然是中年时–不是才干、运气、关系，甚至也不是会表现，而是充足的睡眠。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学家傅嫈惠估计，有不到1%的人是天生的“短睡者”，他们一宿只需要睡不到6个小时。但这个小小的群体似乎享有不成比例的职业成功，尤其是在管理工作上。我认识的一位短睡者–一位学者——表示自他开始工作以来，每天早上别人起床时他都已经工作了三个小时。他成了他那个领域的传奇人物，而且到八十多岁时仍保持高产。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是现在最有名的短睡者，他以爱在凌晨两点发短信著称。他迷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有时间聊天–因为他一天多出来好几个小时–而且不会分心和烦躁。据一位在他担任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总统助手时与他共过事的人回忆说，早上7点钟，在开了一整宿危机会议后，马克龙是屋子里唯一心情愉快的人。
玛丽莎•梅耶(Marissa Mayer)是谷歌(Google)第20位员工，也是谷歌第一位女性工程师，后来成为雅虎(Yahoo)首席执行官。她向《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表示，早期的谷歌是靠夜猫子们发展起来的。“人一周能工作130小时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规划好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洗澡，以及上卫生间的频率的话。”控制肠道能力可能是又一项被低估的职业资产。
现在很多人都睡得和梅耶和马克龙一样少。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查尔斯•蔡斯勒(Charles Czeisler)估计过去50年美国人在工作日的平均睡眠时长从8.5小时下降至7个小时。在英国睡眠委员会那份调查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英国人每晚睡眠时长为5至6小时。但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天生的短睡者。他们需要正常的睡眠量，他们只是睡不足。他们可能每天都状态不佳，而且这种状况的长期健康后果是可怕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声称每宿只睡4个小时，问题在于到底他是马克龙那类人，抑或是长期睡眠不足。
我不是一个短睡者。但是因为我独自工作–注意啦，以下是我获得非凡成功的奥秘–我可以找时间小睡一会儿。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我通常会回家再睡20分钟。午饭后，我在办公室的床上又能睡20分钟。当我起来时，我就接近处于我那种让大家称奇的最佳状态。如果我每天都得待在一间典型的办公室–打盹儿的都是废柴–里，我恐怕是应付不来的，现在多半已经在考虑辞职和换个清闲工作了。我想起许久以前的办公室生涯，隐约记得一群中年同事在午饭后闲聊和漫无目的地散步，就像现在人们疲惫到工作不下去的时候会在网上闲逛一样。美国男性本科毕业生的薪水之所以在49岁就到达顶点，疲惫肯定占了一个原因。在老厂子里，如果你背部受了重伤，你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而在今天的办公室里，这一幕可能发生在你开始失眠的时候。
如果我负责管理办公室，我就为每一位员工都配上飞机头等舱里那种–或者我在广告里看到的那种–能放平的座椅。喜闻乐见的是，越来越多的公司设了休憩室，尽管这些休憩室里通常只有几张不太透气的床垫，它们妄图取代家里的床，而不只是让你补一下眠。梅耶回忆道：“谷歌之所以有休憩室是因为凌晨3点的时候待在办公室比走到你的车那儿更安全。”尽管如此，依然很少有人在上班时小睡，这就是为什么到处是工作狂的韩国会冒出休憩咖啡馆这种事物的原因。今年2月，纽约–一座不夜城，但可能该好好入个眠–开了第一家休憩咖啡馆–“盹约”(Nap York)。店里有许多相叠的舱室，就像双层床一样，“商务舱”的一个舱室半小时收费10美元。鉴于我们这代人不得不工作到70岁，一些幸运的连锁休憩咖啡馆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星巴克(Starbucks)。(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