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杰出的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因著有旨在刺激西方读者的多本著作而广为人知。他的新书甚至还有个副标题–《挑衅》(a provocation)。这令人遗憾，因为他挑衅的欲望影响了其分析的公正性，并使读者的注意力偏离了他提供的好建议。他的新书“本质上是希望送给西方的一份礼物”，但不幸的是，这份“礼物”的包装阻碍了这个愿望的达成。
西方–或以某种滑稽形象呈现的西方–是马凯硕信手拈来的靶子，而中国则坐收渔利。例如，难道西方人真的不理解“现在审慎和非干涉主义才符合其战略利益”吗？西方精英们在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或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撰稿时真的“毫无谦逊可言”？
中国曾拒绝承认2016年仲裁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就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主权声索所做的仲裁–这个国家真的“乐于生活在由多边规则和程序主导的世界中”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尽管废除了前辈邓小平设置的中国领导人任期限制，但他是“理性良治”的典范–真是这样吗？
马凯硕表示，在21世纪初，历史“转了个弯，这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转折”。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和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但由于工业革命，他们被欧洲和美国取代，时间长达200年。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回归亚洲是本世纪力量重心的两次重要转移之一–另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在硅谷开始的信息革命(后者在这里几乎未受到关注)。
马凯硕对亚洲复苏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亚洲复苏并非始于中国和印度，而是始于日本。日本不仅在1905年利用西方工业工具击败了俄罗斯帝国，而且以国别计，日本如今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用当前汇率计算)。不过，当马凯硕主张“新兴七国”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七国集团(G7)时，日本被视为西方的一部分，而不是亚洲的一部分。他所谓的“新兴七国”中只有3个在亚洲。把俄罗斯归为新兴国家很奇怪。
说到美国，他讲述了一种“版本的二战后简史，这个版本没有任何西方主要历史学家讲述过”。这也是一个失真的版本。20世纪初，美国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约为五分之一，但在(增强了美国经济、同时摧毁了其他国家经济的)二战后，美国几乎占据了全球GDP的一半。随着其他国家复苏并增长(部分是由于美国的政策)，美国占全球GDP的比例又回到了25%左右。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及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这种比例变化是一种衰落，而该观点为尼克松主义和1971年美国向中国伸出橄榄枝铺平了道路。
上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帮助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WTO)。如今该政策被认为存在争议，但马凯硕写道“没有哪个西方大人物有勇气说明我们时代的决定性真相”时，他所暗示的并不是要对中国崛起进行短视的抵制。
马凯硕对苏联解体后一些美国人陷入自大的诊断是正确的。在1991年以前，美国并非全球霸主。在两极格局中，美国的军事力量受到苏联力量的制衡。苏联解体后，独霸世界的诱惑太过强大，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美国实施像在伊拉克那样愚蠢的干预了。马凯硕关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显然对世界一无所知”的判断也没错，不过，讽刺的是，特朗普对美国过去的干预行动一直持批评态度。
马凯硕的结论是，中国领导世界并非不可避免，或者说过去200年西方对世界的主导将被亚洲对世界的200年主导所取代并非不可避免；这个结论没错。他认为西方需要学会与“其他国家”分享，这也没错。我们应该听从他的建议，尽管这建议的“包装”不讨好。(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