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舞台上，一千多名观众向我鼓掌欢呼。主持人在我手里放了一个奖杯。我向人群点头示意，他们都站了起来。为你欢呼，陌生的人们喊道。欢呼！不到一周后，我在缅因州家中的床上坐起来。一个声音说：“你什么也不是。你是个笑话。如果他们知道这个真相绝不会给你这个奖。”很难去争辩什么。毕竟，谁比我脑海里的声音更了解我？
事实证明，比这个声音更了解我的人就是我。这就是抑郁症产生的效果：它对你说谎。到生命中的这个阶段，我比它更强大了。但如果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或者这个声音更响亮一点–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不知道凯特·斯佩德(Kate Spade)和安瑟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自杀的原因是什么，我只希望他们的家人能得到爱与安慰。但我知道，我们缺乏一种可以用来谈论悲伤和抑郁的优良语言，这是两个共享着一段边境线的国度。
抑郁症可能带来一种盲目性，会把一切都屏蔽在外，只留下最糟糕的事物。一个正在忍受这种盲目性的艺术家——或者任何人——并不是看到了什么我们其他人无法面对的真相。大多数时候，这个人只是一个天真的灵魂，被一种将她与真相分隔开来的声音所诱惑。
另一方面，面对世界上的痛苦，悲伤是一种自然而合理的反应，其中一些痛苦是个人的，一些是普世的。悲伤并不是什么不健康的东西，如果目前世界上的某些事情不能使你感到悲伤，那只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去关注。这不是我渴望的状态。但是正如保罗·西蒙(Paul Simon)唱过的那样，“有时甚至连音乐也不能代替泪水。”
问题是，抑郁与悲伤可能很难区分。8岁的时候，我在去费城国际水族展(Aquarama)的路上不小心碰到了玻璃门。于是我进了伯恩·马尔医院的急诊室，缝了10针，打了绷带。14年后，我坐在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一栋房子的门廊里，身边是一个我正打算亲吻的女孩。她看到我手臂上的伤疤。“哦，不，”她说。“你也是吗？”她卷起袖子，给我看她胳膊上也有一道疤痕。这道疤可不是去国际水族展路上弄的。
六年后，我发现自己独自待在新斯科舍一个悬崖边上。一个声音低语道：“跳吧，跳吧。谁会怀念你呢？”幸运的是，我在那个时候被拉了回来，虽然直到现在我还说不清究竟是被什么拉回来的。但是有些东西伸出手臂抱住了我。悲伤、抑郁与爱情是彼得·科维洛(Peter Coviello)的新书《长歌》(Long Players)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他在婚姻解体之后陷入黑洞的回忆录，以及音乐和她的几位继女(现在已经成了前继女)对他的爱如何拯救了他。一天早上，在他深陷抑郁之时，他走进厨房，盯着刀子。
我在几年前认识了科维洛，当时他在鲍登大学作教授–他最终从自己的洞穴中爬出来，虽然遍体鳞伤，但依然活着。对音乐的热爱是他复苏的原因之一，尽管音乐也能在刹那间将他带回过去那些幸福的日子，再一次将他击溃。为了回应他的作品，我想为他做一份我的播放列表，按照他书中从早期的喜悦到后来的黑暗，直到最后出现在黑暗另一头的过程。我想从查克·贝里(Chuck Berry)的《你永远说不清》(You Never Can Tell)开始。然后是“发明之母”(Mothers of Invention)的《哦，不》(Oh No)；然后是塞缪尔·巴伯(Samuel Barber)的《弦乐柔板》(Adagio for Strings)；舒曼(Schumann)的《梦幻曲》(Traumeri)；和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歇下你疲惫的曲调》(Lay Down Your Weary Tune)。我可能会用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出卖世界的男人》(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戴夫· 罗林斯(Dave Rawlings)的《午夜列车》(Midnight Train)；和“奇想”(Kinks)的《更好的东西》(Better Things)作为结束。
音乐是摆脱黑暗的好办法。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对我来说，有时候烤面包也有帮助。还有出门跑步或者骑车。来自朋友的爱也是如此。心理治疗也很好。那个女孩摸了摸我手臂上的疤痕，吻了我一下，说：“我很遗憾。”我回吻她。当时的我对未来一无所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告诉她。“我现在好多了。”(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