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暂告一段落，但并未解决美国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如同鸦片战争一样，贸易战虽然告一段落，但中美的经济摩擦可能还会持续下去。长期的贸易摩擦是否会演变为持久的贸易战？贸易战变成持久战是否会影响到中美国家间其它方面的关系？回顾一下，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后世界发生了不平衡的巨变，新崛起的大英帝国不断扩张其全球影响，和当时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但闭关自守的大清帝国走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后人更多是从地缘政治、体制、道德、民族、技术差异和矛盾等比较直观的方面来解释近两百年前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鸦片战争深层经济原因的研究似乎仍有不足。特别是，历史学者对鸦片战争前后为何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与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大帝国在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反思。两大帝国爆发冲突的原因之一，在于当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精英对中国的民族历史、文化和经济方方面面都缺乏基本认识，在语言、文化、历史、政治和社会的种种隔阂下，1793年大英帝国马戛尔尼出使大清帝国洽谈贸易的使命以失败告终。马戛尔尼给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包括美国)带回一个从中国学到的新词，加入了牛津英语大辞典：磕头。
对中英两国来说，马戛尔尼的这趟外交使命不仅失败，而且为后来历史的灾难性发展留下根源。大清帝国的外交当时看似成功：迫使马戛尔尼在乾隆帝面前跪下了，皇帝对英国”蛮夷”那些”雕虫小技”不屑一顾，但实质上更为失败：这一跪为后来长达百年的炮声隆隆与山河破碎留下祸根。使团中很多人回到英国后，写出对中国印象非常不利的报告，给英国执政精英和公众对中国不少错误印象，特别是：对中国外交无法平等进行。所以，美国对清史研究颇深的历史学家何伟亚(James L.Hevia)曾说过，英国人用文字和笔把中国消灭了。
这一东西方失败的外交沟通带来的恶劣影响至今，”磕头”一词仍在西方常常使用，被指向北京低头接受屈辱和不平等的待遇，见诸于西方媒体上讨论对华政经关系的文章中。鸦片战争就是后来中英关系灾难性发展的标志性产物，其实质是两国从贸易开始的经济摩擦，走向社会制度和军事的冲突。大英帝国当年的这场贸易战可谓速战、速决、速胜。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完后，十多年里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实已经和鸦片贸易关系不大。中国开放鸦片贸易后，几十年里崛起为世界最大鸦片生产国，同时也促发其国内民族主义觉醒和战乱。
鸦片贸易战的长远影响
众多历史经济学者已经从经济结构角度来看中英鸦片战争。当年流亡在伦敦的马克思是一位先驱者，他当年犀利地分析了这一贸易战争。关于鸦片战争的经济原因，看看马克思当年的《鸦片贸易史》，可以从西方角度来观察其经济和政治原因：”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中国法律许可鸦片作为药品输入，……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000箱。”
马克思指出了在国际关系中这种贸易和战争的本质：”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蹋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马克思在1858年发表的此文结尾通过经济推理预见到鸦片战争的结局：”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罂粟，英印政府的国库会遭到严重灾难。”果然，中国开放了鸦片贸易的几十年后，一度成为世界鸦片种植最大国家。1882年鸦片不仅自给自足还出口创汇。历史学者调查称，1906年前后，四川一个省的鸦片产量，就占了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这时候，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的利润和市场份额早已大跌。东印度公司贩卖鸦片的短期利益构成了大英帝国国际矛盾的长远代价。
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鸦片贸易，但核心是中英两国的贸易不平衡。当年中英两国在经济领域里的冲突未能通过经济和外交渠道解决，演变上升为一个试图凭借强大的军事(科技)实力的大英帝国以炮舰政策推行全球贸易，欺辱一个闭关自守、现代生产力低下的大清国，并打开后者的市场的历史。在21世纪的新时代里，炮舰政策已经不为觉醒的、更文明的世界接受。贸易战却没有消失，反而因为全球化，在国家关系中反复出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有剧烈的贸易战伴随其中。
美国贸易战史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头号强国，经历过无数次贸易战。最早从其作为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开战走向独立，南北战争，到后来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冲突，不少都含有贸易纠纷导致战争的因素。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出现持续的、不断加剧的贸易逆差问题。这些是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前就出现了。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对其国内产业结构实行了重大调整，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逐步外移，在国内主要致力于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格局。
对外，美国为了保护本国消费业、农业与制造业和日本与欧洲发生过多次重大的贸易战争。比如70年代末和80年代对日本的汽车与摩托车贸易战，60年代到本世纪初对欧盟的鸡肉、香蕉和钢铁贸易战。但是，这些贸易战的硝烟过后，即使是日本和欧盟都做出了让步，贸易逆差状况并没有改变。
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指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和财政货币政策，即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货币供应增加、金融自由化、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对美国国内推动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也支撑了美国消费急剧增加，大众普遍超前消费，国内需求大于供给，必然导致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产品。对外美国又不断利用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弥补其国内生产不足，利用别国剩余储蓄来维持超出自身生产能力消费水平。由此造成了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而美国需要扭转对外贸易的逆差、保护本国产业、争夺全球资本之际，就会威胁树立贸易壁垒发动贸易战。
“论持久战”
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多少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之间通常已经难以再以炮舰政策解决贸易和经济分歧。贸易战不时成为一种常态。为了避免贸易战，出现了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和平外交途径解决争议。二战后世界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差异巨大。意识形态的斗争被用来表现这些差异，所谓的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等等。究其核心实质，还是离不开经济斗争。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为全球化的经济分工，导致了各国各地区在全球经济贸易链中不同的作用和位置。中国顺应全球化趋势，通过艰苦努力，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追美国在国际上的政经地位。从国家间竞争的角度说，美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的挑战。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中国的崛起让美国担心失去其主导地位。他说：”经验告诉我们，抱怨永远不会结束。大约10年前，有人抱怨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汇率过低以及外汇储备太多。如今这些情况都已发生改变……中国国际贸易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已降至1.4%。但现在人们依然不满意，他们开始将矛头转向双边贸易失衡、强制性技术转移、产能过剩以及中国不断增长对外直接投资。今天的中国已经变了，变得更加成功、更加强大。外人抱怨中国的内容也变了，而唯一不变的是抱怨本身。”沃尔夫认为中国应当制定长远的策略以应对美国日益高涨的敌意。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一长远的策略也是在论持久战？
中国和美国的互相认知与关系
中国和美国相隔太平洋，但相互了解程度远远超过当年鸦片战争时期互不认识的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中美两百年交往历史中有过侵略、战争，今天进入了互利互惠的和平交往时期。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中美关系和平发展，天下相对太平。反之，全球动荡。迅速崛起的中国认识到美国在当今世界上无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走过去大国崛起受到旧的大国遏制打压、最终全面军事冲突的悲剧道路。
中国认识到中美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坚持将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希望中美相互尊重彼此重大利益，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和处理分歧。在全球化形势下，贸易战已经变得”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即使是主张”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府也开始认识到双方的分歧并不一定就非是零和游戏，双方仍有很大合作空间。美国方面靠挥舞贸易战的双刃剑是不可能取得国家间竞争的速胜的。这是为什么中美双方目前避免了贸易战的爆发。但中美两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文化和其它方面的种种分歧自然不是经过一次贸易摩擦就能够解决，而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期显露，提醒着人们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持久战尚未结束。(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