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有抱负的香港人都梦想着能仿效李嘉诚(Li Ka-shing)的白手起家，他是这座由贸易、顺势而为和大量运气造就的城市里最富有的人。但当这位89岁的亿万富翁在3月份宣布将退休时，包括他的得力助手霍建宁(Canning Fok)在内的许多人都预言，香港可能再难见到像他这样的人物。霍建宁说：“如果我还年轻，我就不会在香港工作。”他是李嘉诚的主要控股公司长江和记实业(CK Hutchison Holdings)的董事总经理，也是香港薪酬最高的高管之一，去年收入2,700万美元。“我不会花1,000万港元买一套300平方英尺的公寓，我会去(内地)花200万港元买房，剩下800万港元投进一家创业型公司。”
像其他左右香港的大亨一样，李嘉诚也是靠房地产开发赚得大部分财富，他将利润重新投入到港口、零售、电信和能源等多种业务中。但长达数十年的房地产繁荣虽然为李嘉诚、恒基兆业(Henderson Land)的多数股股东李兆基(Lee Shau-kee)，以及郭氏、郑氏和吴氏家族带来了巨额财富，却让如今的香港承受着全世界最难以负担的房价，且香港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掌控在几个密切关联的商业集团手里。
许多年轻人买不起一套自己的住宅，甚至租不起房，同样是天文数字的写字楼租金又让他们不敢创业。现年33岁的学术研究者唐耀强(Kenneth Tong)与父母住在一起，他将自己这代人的困境比作玩一场已经进行了50年的大富翁游戏(Monopoly)，所有房地产均已有主，前方只有贵得离谱的租金。唐耀强说：“如果你继续玩这个游戏，贫富差距将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将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大亨们为富不仁。他们用取得的权力修改政策，巩固自己的地位。”唐耀强创办了一个名为“拒当楼奴”(No Flat Slave)的运动。
家族企业主宰着亚洲各个经济体，但没有哪一个地方像香港那样，人们提起香港，就会想起香港的那些大亨，反之亦然。李嘉诚退休、将接力棒交给长子李泽钜(Victor Li)，是香港家族企业全面交接班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例。香港大家族那些毕业于常青藤(Ivy League)名校的二代和三代传人以及在商学院受训的后辈们，正从他们自力更生创下基业的父亲和祖父那里接棒。这在很多方面都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期间，李嘉诚等初代亿万富翁曾是寻求专业知识和资金的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信赖的顾问。在今天已更加富裕和强大的中国，习近平主席不怎么需要香港第二代大亨的意见。
接班人一：吴氏
2014年，船王包玉刚(Pao Yue-kong)的外孙吴宗权(Douglas Woo)接任地产与物流集团会德丰(Wheelock)主席。今年40岁的吴宗权是香港年轻一代家族企业领导人之一。会德丰在香港和内地拥有大批高档住宅和零售项目，部分控制着香港集装箱港口，还经营着连接港岛与九龙、有着历史意义的天星小轮(Star Ferry)。事实上，内地与香港的角色已经调换了过来。香港政府正期待阿里巴巴(Alibaba)的马云(Jack Ma)和腾讯(Tencent)的马化腾(Pony Ma)等内地科技企业家，帮助重振许多香港人都觉得已经出了毛病的香港经济。马云和马化腾在香港都拥有豪宅。
前港交所董事、公司治理维权人士戴维•韦布(David Webb)表示：“一些大亨持续几十年的支配地位阻碍了经济发展，这是因为他们阻碍竞争的做法和寻租行为。这……导致经济活力下降。”每一位年事已高的香港大亨的首要挑战都是如何将自己打造的商业帝国和财富传给下一代。由于有多名继承人、兄弟姐妹，有时还有多位太太，这并容易之事，尤其是在一种亿万富豪不愿意公开谈论继承问题的文化中。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财务学教授范博宏(Joseph Fan)表示：“亚洲家族企业的创业那一代，很多人可能都要工作到死为止。”
范博宏教授的研究显示，在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上市的家族企业，在创始人退休的前5年和后3年，市值平均下跌60%。他说，造成这种“接班折损”的原因是，创始人的人脉和价值观等“无形关键资产”难以传给下一代，以及外界对不断恶化的家族内部争斗的担忧。
接班人二：郑氏
郑氏家族的珠宝、房地产及运输帝国的领导权正慢慢地从第三代向第四代转移。郑家纯(Henry Cheng)仍是郑氏家族两大主要上市公司–周大福(Chow Tai Fook)和新世界发展(New World Development)–的主席，但他毕业于哈佛大学(harvard)、喜好艺术收藏的儿子郑志刚(Adrian)正在扮演更加突出的角色，领导多个关键项目。郑家纯称之为一种“自然演变”。郑氏家族还入股了控制澳门博彩(SJM)的何氏(Ho)家族实体。
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陈江和亚洲家族企业与创业研究中心主任金乐琦(Roger King)表示，能够延续超过一个多世纪的华人家族企业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他们能够“修剪所有权”以回避此类纠纷。就平稳程度而言，李嘉诚向李泽钜的交班是数一数二的，而另一位香港大亨何鸿燊(Stanley Ho)的正式退休接近垫底。何鸿燊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澳门蓬勃发展的博彩业的“教父”。
现年53岁的李泽钜花了30年时间学习父亲的经营之道，于今年5月才正式成为长江和记实业(CK Hutchison)和地产集团长实集团(CK Asset)主席。为了避免李泽钜与弟弟李泽楷(Richard)兄弟相争，李嘉诚对李泽楷单另创立的企业进行了支持，李泽楷如今掌管电信和传媒集团电讯盈科(PCCW)。李嘉诚子嗣不多，这让事情好办得多。而96岁高龄、今年4月宣布退任澳博主席的何鸿燊面临的任务要艰巨得多，他有四房太太，已知在世子女17人。
2011年，一场围绕谁控制家族在澳博股份的混乱法律纠纷最终得以解决。但因健康问题多年前已退出日常经营的何鸿燊，从未明确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替代他的是三名联合主席，其中包括四太太梁安琪(Angela Leong)和二太太的女儿何超凤(Daisy Ho)。与此同时，三太太陈婉珍(Ina Chan)也被任命为执行董事。股票分析集团伯恩斯坦(Bernstein)的分析师维塔利•乌曼斯基(Vitaly Umansky)表示，这种混乱结构导致“公司(在投资者眼中的)价值大打折扣”。他说：“董事会、股东和管理层存在巨大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出于这个原因，许多美国和欧洲投资者决不会投资SJM这样的公司。”
在年迈的大亨们疲于应对家事之际，许多年轻的香港人想知道他们会不会有买得起房子的那一天。城市规划咨询机构Demographia的数据显示，按与收入中位数之比衡量，这个有着700万人的人口稠密的城市，有着世界上最难买得起的住房。为了应对房价飞涨、土地供应有限以及许多毕业生薪资停滞的情况，开发商们竞相建造更小的微型公寓，有些还不如一个停车位大。超过20万名香港人居住在通常被称为“劏房”的肮脏小空间中，劏房通常在10平米左右，但月租金高达约570美元。
团结香港基金会(Our Hong Kong Foundation)的研究显示，香港人均居住面积仅为16平米，相比之下，也是以寓所逼仄出名的东京人均有20平米，而与香港毗邻的中国科技大都市深圳人均有28平米。团结香港基金会是一个得到香港许多大亨支持的智库。前投资银行家、团结香港基金会公共政策部主管黄元山(Stephen Wong)表示，房屋形势已经到了出现“危机”的地步。他说：“未来10年我们还将短缺7万套私人公寓。人们失去了希望。”
接班人三：郭氏
郭炳联(Raymond Kwok)领导新鸿基地产(Sun Hung Kai Properties)，该公司相对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一个动荡时期。他的哥哥郭炳湘(Walter Kwok)在2008年被罢免了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后来，郭炳联和他另一个弟弟郭炳江(Thomas Kwok)被以“串谋触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为由起诉，审判闹得沸沸扬扬。 2014年，郭炳联无罪获释，但郭炳江被判五年监禁。郭炳江的儿子郭基辉（Adam，图右）和郭炳联的儿子郭基泓(Christopher)都是执行董事，两人都是30多岁并都毕业于常青藤盟校。
大亨们对这种形势负有很大责任–他们还拿到了由此产生的很大一部分利润。根据英国《金融时报》计算，去年，李嘉诚、李兆基、吴氏、郑氏和郭氏这五大最知名的大亨家族仅从他们的主要上市公司中就拿到了超过30亿美元的股息，这些股息在香港不用缴税。但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对这场危机的起因持不同意见，一些人指责开发商囤积土地，一些人指责公众抵制开发郊野公园和绿化地带，还有一些人归咎于自1997年英国将香港交还给中国以来大约100万内地移民的涌入。自金融危机以来将廉价资金注入全球经济的量化宽松举措促使价格进一步走高。
吴宗权明白为什么居民怨恨开发商，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香港房价上涨的速度超过了地区生产总值(GDP)的上涨，也远远超过了工资水平的上涨。他说：“人们看到房东的日子过得比企业老板好，企业老板又比工薪族过得好。那是什么样的社会？”甚至一些大亨也对日益飙升的价格心存疑虑。房地产集团华人置业(Chinese Estates)董事会主席刘鸣炜(Lau Ming-wai)表示，他的公司已经有5年没有在香港购买政府公开拍卖的土地了，因为“我们觉得其他投资的风险收益更高”。
37岁的刘鸣炜现在为香港政府提供青年事务政策方面的咨询。2014年，他父亲刘銮雄在被澳门法院判定犯有贿赂和洗钱罪后卸任，之后刘鸣炜接任。刘鸣炜认为香港目前这种形势堪比英国和其他一些正艰难应对如下“有毒组合”的发达经济体：房价高企、同时社会流动性日益降低。区别是香港没有内陆地区，香港居民无法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这造成一种“被压抑的愤怒”。他补充称：“你可以看到并感觉到这种怨恨和沮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集中权力的做法(以及北京方面对香港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扼杀了民主改革的希望，并侵蚀了香港的自治权和公民自由，而这些曾帮助让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国际门户。从经济上来说，香港对北京的重要性远远不及20年前。在香港交接前夕，香港的GDP是中国内地的近五分之一，如今，这个比例仅为3%，略高于临近的深圳和广州。
接班人四：李氏
90岁高龄的李兆基是为数不多的仍在掌控其“帝国”的家族掌门人之一，他同时还担任新鸿基地产(Sun Hung Kai Properties)副主席，该集团由他与郭氏兄弟的父亲郭德胜(Kwok Tak-seng)以及被称为“证券交易大王”的冯景禧(Fung King-hey)联合创建。李兆基的两个儿子李家杰(Lee Ka-kit)和李家诚(Lee Ka-shing)都是恒基兆业地产(Henderson Land)的副主席，分别负责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项目。李兆基一直说，他正“慢慢退休”，让他的儿子们为该集团承担起更多责任。
在阿里巴巴、百度(Baidu)和腾讯等企业的拉动下，中国内地经济不仅规模大得多，而且在技术上先进得多，这几家中国内地的创新企业让香港大亨们的传统帝国看上去像是来自更久远时代的遗迹。随着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国内地投资者购入了香港一些最知名的建筑以及最富盛名的资产。2015年，阿里巴巴收购了香港主要英文报纸《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中国国有航运集团中远(Cosco)以6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由香港前特首董建华(Tung Chee-hwa)家族控股的东方海外(Orient Overseas)的交易正在进行当中。
尽管一些大亨担心北京方面干预香港司法体系，但几乎无人愿意挺身而出捍卫香港自治。在今年3月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一直表示支持民主的李兆基，对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决定（这将让习能够终身执政）有何评价，他回答，如果他有机会再次选举习，他会投票给习。曾在香港交接前和交接后作为布政司和政务司司长与很多大亨打过交道的陈方安生(Anson Chan)认为，愿意把利润置于原则之上对香港的威胁跟住房危机一样严重。“在某个阶段，这里的商界人士需要自问，他们是否有底线，他们是否准备捍卫它，”她表示，“我们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优势，否则它将被边缘化。”(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