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是我的Klout评分帮助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让我能够与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共事。那是2012年。当时，我正为了和他一起工作的机会而接受面试，他提到了我在社交媒体影响力评估网站Klout上的分数。我的分数对一个不出名的记者来说算高的，而他又是社交媒体上的名人，于是在朋友的建议下，我把我的分数写在了简历上。他注意到了，我们现在是《纽约时报》的同事。
现在一想起来我就感到难堪。那就像是在吹嘘我的高中平均学分绩点一样。Klout上周宣布即将关闭时，网上出现了悼念活动，人们的嘲讽为之推波助澜–当然，他们都是Klout上的高分人士。“我感觉这个@Klout分数本来应该能让我参加更多派对，”阿尼尔·达什(Anil Dash)发推文说。在1到100分的评分体系中，此人的分数高达84分。夏娃·佩泽(Eve Peyser)开玩笑说，“真可惜，Klout要关闭了，还有什么别的服务会祝贺我成为痛风专家?”
Klout将于5月25日关闭，但不是因为它做的事情无关紧要。恰恰相反：Klout关闭是因为，好吧，是因为我们现在正过着Klout评分式的生活。“网红经济”蓬勃发展，并且创造出了一批新词汇。我在Facebook上的粉丝破50万了！我在YouTube上的视频火了。天哪，你看到谁给我的Instagram帖子留言了吗？我要火遍全球了。我去的次数太多，已经成了我们本地酒吧的大人物了。
我很高兴能借助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提升我的事业，现在所有职业都建立在社交媒体影响力的基础上。在我们这个由网红驱动的世界里，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在Instagram上宣传一款产品的酬劳是50万美元。产品植入在社交媒体上泛滥成灾，以至奥丽维娅·维尔德(Olivia Wilde)在发布耐克(Nike)用可持续方式生产的新款运动鞋的照片时必须加上#notanad（“非广告”）的标签。
得到好处的不仅仅是超级明星。亚历山德拉·米歇尔 (Alexandra Michelle，在Instagram上有43万粉丝)发布了一些迷人的瑜伽视频，并宣传了提供服饰的公司：“全套服装由我的瑜伽朋友@spiritualgangster提供。”劳拉·泉川(Laura Izumikawa)经常在Instagram上分享她可爱女儿的照片和视频，母亲节那天，她的62.8名粉丝有机会抽奖赢得包包、鞋子和项链。有抱负的网红无需等着公司给他们奉上大量免费的产品或现金。在FameBit网站，只要在YouTube、Twitter、Tumblr或Facebook拥有5,000名订阅用户或粉丝，任何人都可以就各种各样的主题向赞助商发起项目提议。如果公司拿不出50万美元请卡戴珊做宣传，它们可以去Shoutcart，查看成千上万名小网红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规模，并花钱请他们宣传，最低花费只需要1美元。
当然，这一切都有危险。科幻电视剧《黑镜》(Black Mirror)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发展到极端会是什么样子。在2016年的《声誉骤降》(Nosedive)那集中，人们不断地被朋友、同事，甚至街上的路人评分。评分采用5分制，得分过低的人被禁止租好车、改签机票，甚至被禁止进入自己工作的大楼。女主角莱茜·庞德(Lacie Pound)一直都是4.2分，但她想搬进一处只给4.5分以上的人打折的豪华公寓住宅区。她提高评分的计划包括在一场婚礼上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祝酒词，因为婚礼宾客中有很多评分接近5分的人。对咖啡馆服务生友好没有太大用处，她需要得分高的人给她打五星。
但是，这种夸张的演绎与2018年的世界没有很大不同，我说的不只是你在Uber评分低的情况下很难打到车的问题。《连线》(Wired)月刊前不久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社交排名的文章，研究了“芝麻信用”，这项服务不仅审查你是否按时支付账单，“还研究你买了什么，持有什么学位，以及你朋友们的评分”。杂志援引芝麻信用首席执行官的话说，它“将确保社会上的坏人走投无路，而好人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行动。”我不嫉妒任何人得到免费健身装备。但我担心，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你可能会因为最好的朋友是蓝领工作者，或者因为你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从而被剥夺行动的自由。
在《声誉骤降》那一集中，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抵制以造假和串通获得高分这种压力的人们。在这一集的结尾–剧透警告！–莱茜的评分降到了一分以下，她入狱了，她眼中植入的能看见别人评分的技术被移除了。她和一名狱友发生了争执，她们向对方尖叫。但是现在，她们没必要谨慎地选择自己的用词，也不必担心冒犯别人、获得低分。她们终于自由了。(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