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姐死于顺风车司机之手，引发了巨量的关注。对于滴滴，无论是公共关系处理的失当，还是法律方面的责任，目前已有诸多论述。目前滴滴已经承认赔偿并推出了相应的整改方案，这点无需多谈。值得深思的，反而是事情引发的舆论。
夸大的恐慌
首先，顺风车的风险概率有所夸大。如此恶劣的案件，本身就能激起巨大的情绪。从数据来看，根据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17 年中国主要城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发展报告》，2017 年全国累计合乘人次达 2.5 亿，累计合乘距离超 40 亿公里。2018年春运期间，滴滴顺风车一共承载了3,000万人次。这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封面传媒旗下封面智库发布的《2016中国移动出行安全报告》显示，据公开信息统计，在全国范围内，2015年网约车刑事案件的涉案数量仅为传统出租车的1.2%。这一点在美国也有佐证，2014年，有研究人员以芝加哥为研究对象，发现Uber在进入该城市运营后，与出租车有关的犯罪率下降了20%。这个转变，主要还是因为可追溯性，约束了驾驶员和乘客的行为，从而降低了风险。
实际上，网约车、顺风车是对黑车、路边搭车的替代与增量供给，而没有任何记录作为约束的黑车、路边搭车，能够逃脱的侥幸会激发铤而走险的行为。所以，网约车、顺风车是新行业在带来增量供给的同时，带来的安全增量要相对更多。
与此同时，舆论高估了对安全的需求。实际上，安全从来不是人行为的唯一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为了方便、价格等因素，人们会做出安全上的妥协。学校放学的时候，很多爷爷奶奶会骑电动车来接孩子，穿行在车流中；摩托车天然比轿车不安全，但仍然是很多人的出行工具。全球范围来看，航空的乘客死亡率是亿分之二，没有人认为，飞机需要大改，以降低这个风险。所以，如果以人类的真实安全需求来客观评价的话，不难发现，所谓禁止顺风车是多么的何不食肉糜。恐慌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一种舆论现象。那么，为何有如此舆论？
风险：存量与增量
社交，可以说是所有互联网公司的梦想。高粘性、人际网络的规模性，可以带来利润与竞争壁垒。所以，工具性APP的一大转化方向，就是社交，不管是阿里的支付宝还是美图应用，都想朝着社交方向发展。而两人或多人同坐一车，这个场景，不是是否做社交的问题，而是本身就是社交。对于顺风车来说，这个场景，本身就可以刺激出更多的供给。车主开顺风车，属于单一场景下的多动机行为。有金钱方面的需求，节约油钱或过路费；有安全需求，长途中多一个人谈话，避免驾驶中犯困；也有社交需求。社交属性的匹配，能增加顺风车的供给、拉低价格、为司机和乘客增加社交范围。这些社交需求广泛的存在于所有的社交，以及陌生人社交应用中。所以，问题不在于社交，而在于怎么做。
应该说，顺风车的社交是比较克制的。顺风车乘客与车主之间的联系，是虚拟号码；交易结束之后，不能在留言中发微信；时间超过一定期限之后，乘客与司机之间，就不能再发消息。至于当下议论较多的对乘客的评价标签，在很多情况下，评价仅仅是app预先内置的、恭维性评价，很难通过这个去判断乘客的样子。实际上，最能判断乘客样子的，可能是乘客自己的头像。在社交媒体，甚至陌生人社交中，暴露自己真实相貌，是一种大量而普遍的行为。司机能看到几句评价与陌陌、探探中一定能够知道对方的模样，有什么区别呢？
陌陌和探探，是为了社交需求而放弃一定的安全，但乘客放弃专车与公共交通，是为了方便与价格。从本质上，都是基于某种需求，而做出的安全上的妥协。这种行为是常见的，安全至上，从来都是一个幻觉。这些安全妥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理性的，合理的，但在真实的社会中，也极小概率的会遇到极端事件。
陌陌、微信、探探与顺风车之间，微妙的却重大的差异在于，公众并不会在意因为微信摇一摇、陌陌、探探等陌生人社交引发的案件，虽然多年之前，网友见面被认为是QQ的罪过。一个风险是社会的内生的、存量的风险，还是行业带来的增量风险，公众的判断是直觉性的，即习惯成自然。多年前网友见面导致的案件被视为行业带来的增量风险，指向QQ，而现在，因为有QQ在前经受了舆论风暴，教育了大众，所以，微信摇一摇、陌陌、探探等后辈新人所引发的网友见面的风险，已经被视为社会内生的存量风险，即“社会本是如此”，从而被接受。相比之下，公众把顺风车视为一个新增之物，甚至忽略了其前身黑车与路边搭车更高的危险性，所以，顺风车的风险，也就不被视对存量风险的抑减，反而视为一个新增之物。
当然，这并不是说顺风车没有提升安全的空间，汽车是由司机掌握主导权的相对封闭空间，采用技术手段提升安全是当下必须做的事。对于社交性质，不妨一提的是，严格的审查机制，会引发某种程度上的政治不正确，比如假设芝麻信用780分，硕士学历以上的人了才能载年轻漂亮的女生–显然，这些因素大概率的与安全相关。那么，这又会引起怎样的反应呢？
自由与安全
在现象的政策中，顺风车没有按照网约车的规范来管理，而是被定义为一种非营利性的社会互助，合乘各方是“自愿民事行为”关系，平台方则扮演了信息中介的角色。对于公民的社会行为安全，事前预防是一个首先想到的思路，即用自由换安全。装监控、严审身份，有暴力犯罪和性犯罪记录者，终身禁入；人脸识别；特定场景的订单匹配；夜间安全保障机制都可减少案件。不过，司机也许不想让亲友知道，乘客也不想留下踪迹，却必须付出隐私的代价。
而且，任何技术，都必然存在漏洞，如果有意躲避，技术总有漏洞，比如此次事件中，凶手就是用的其父亲的账号。更重要的是，人性幽暗而深远，平台与政府可以审查资质，审视过去，但却没法洞察人性，预测将来。此次顺风车司机杀人，身份资料详细，不可能跑得掉，这种不顾一切后果的行为，不可预测。基于公共品供给的政治机制，付出自由的代价，未必能换来安全。防范的思路足够多了，不妨换个思路。
公民的社会活动，是以整个社会为背景的，公民的基础权利，显然会影响到公民的社会活动。依据当下的法律，公民无法具有任何机械性防护措施。比如对女性而言，防狼喷雾就是一种全球性的产品。防狼喷雾不是进攻性产品，仅是防卫型产品，其容量也无法对大规模人群进行袭击。即使没有成品出售，有计划的犯罪也并不难通过辣椒水来制作这种器具。防狼喷雾，如果行凶者没有，那么女性拿出来喷一下就很有用；即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彼此都有喷雾，这也使被害者在暴力程度上与犯罪者站在了同一高度。这是好事。在现实的环境中，评估犯罪成功率，即便临时起意，体力上的差异一望即知，而如果有类似个人防卫设备的可能，风险评估就会不明确，冲动一定程度上也会被抑制。舆论却忽略了这一点。个体防卫能力下降，必然意味着安全风险上升。某种程度上，这是放弃自由换安全，最后却丧失安全的典型例子。
公共服务企业责任化
实际上，中国舆论不仅退让的是个体自由，还让出了对公共服务的讨价还价的权利。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相关机构，很容易得到公众的原谅–比滴滴们要容易得多，即便现在，也没看到有对前段时间为“深夜撸串安全感”而自豪的反思。当个体放弃防卫、政府不被要求，于是，所有的安全要求、公共服务要求，都“理所当然”的指向了企业。白色餐盒，买的是餐馆，用的是食客，当管的是塑料制品政策、垃圾回收体系，但最后，舆论指向之下，美团与饿了么背锅。这就是我所说的公共服务企业责任化–毕竟，这是媒体与舆论还能做到的。
当中国所有的治安、环保等公共服务的问题，在舆论中都指向企业之后，市场仍然会尽力满足这个需求。某种程度上，市场、特别是互联网，依靠技术优势，提供了超过中国社会本身水平的公共服务。当年淘宝就是在信用的一片荒漠之中，依靠支付宝的中介与打分机制，提供了更高的契约水平，从而建立其庞大的电商帝国。时至今日，网上购物仍然比实体店更有保障。同样的，滴滴、神州租车、易道等企业，提供了远超传统出租车的服务水平。
不过，虽然如此，市场毕竟有失灵之处，这意味着市场解决这类问题是低效的，高成本的，这些领域本应是政府发挥力量的地方。而政府失灵，再次把问题转向企业，高昂的成本，企业无法解决问题，最终会导致这一领域市场被迫关闭。某种程度上，无视每年2亿人次的运量，无视带来的方便，呼吁关闭顺风车市场，就是这一舆论的极端体现。
结论
舆论夸大了风险，与此同时，又高估了对安全的需求，这必然激发出不真实的恐慌。当这些恐慌被错误的归因为新行业带来的新增风险，并且解决方案有意识避开个人与政府之后，作为一个逻辑的结果，火力就会集中于企业。即便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批评仍然是必要的，它能促使企业改进，比如提升顺风车的安全性；能促进公共政策的改革，比如，解禁防狼喷雾等女性防身用品。但批评过分失焦，反而会阻止新业态的发展，行业倒退，进一步的加剧安全问题。(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