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贸易代表组团七人来华谈判，市场解读为“群鹰毕至”。4月30日白宫发表声明公布了特朗普政府派往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名单：美国财政部长斯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美国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副顾问埃弗雷特•埃森斯塔特(Everett Eissenstat)、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以及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
美国会派遣全是鹰派的团队吗？除非特朗普政府根本不想谈判或是计划把交易谈崩。显然无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还是务实商人“谈生意”的角度都不大可能。所以谈判班子必定是“鹰鸽组合”或者“红白脸组合”。美方代表究竟谁鹰谁鸽？谁是全面鹰派，谁是对华鹰派？笔者认为，弄清楚这个问题不仅有利于理解本次谈判，也有利于理解特朗普内阁对华政策特点。
核心内阁姆努钦
财长斯蒂文•姆努钦，毕业于耶鲁大学，1985年进入高盛，曾任高盛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交易业务负责人，首席信息官。2002年从高盛离职，两年后创办对冲基金都恩资本(Dune Capital Management LP)并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财务金融主席，曾经为特朗普竞选团队筹集到1.69亿美元竞选资金，是特朗普自筹资金数目的2.56倍，深得特朗普信任。姆努钦和特朗普一样是“政治小白”，进入白宫之前没有任何政治履历，姆努钦是特朗普内阁“高盛派”唯一剩下的人，之前还有前总统经济顾问加里.科恩。与科恩不同的是，姆努钦一直支持特朗普的执政主张并推进执行。姆努钦是特朗普税制改革起草班子，即“税改六君子”之一，对特朗普政府成功推进税改功不可没，是特朗普女婿库纳什之外最信任的内阁成员。
姆努钦还主推美国基建计划，是特朗普政府2018年2月公布的4.4万亿美元预算计划背后的主要推手。金融监管方面，华尔街出身的姆努钦主张修改放松“多得.弗兰克”法案–大萧条之后诞生的最全面的金融监管法案；在汇率政策上，姆努钦主张把汇率操纵定义为不公平补贴，他并不主张专门针对中国贴上汇率操纵标签。可见姆努钦的政策主要对国内，对华政策上并不是市场所认为的大鹰派，但也并非对华鸽派，更准确的是对华偏中性。
贸易沙皇罗伯特•莱特希泽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人罗伯特•莱特希泽，乔治城大学法学博士，世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特朗普身边的“狠角色”，是强硬的贸易现实主义和贸易强硬派，外号“美国贸易沙皇”。1981年-1989年，曾在里根政府内担任美国贸易副代表，参与过二十多个国际协议关于钢铁，汽车和农产品的贸易谈判。其中，让他名声大噪的是1985年主导签署的“广场协议”。
2017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正式授权莱特希泽对“中国不合理或不公平贸易”做法发起调查，即对华开展“301调查”，以确保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需要说明的是美国“301条款”并不仅仅只针对中国，美国发布的《2017年特别301报告》把中国和印度等11个美国贸易伙伴列入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重点观察国家名单。里根政府时期，莱特希泽针对日本钢铁也动用过“301”条款。针对中国的“301”条款，主要涉及中国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重点发展的所有先进行业，包括电动汽车、高科技船舶和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征税。
莱特希泽曾表示要审查美国所有的贸易协定， 2017年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演讲表示“试图判断哪些符合美国的利益，哪些还有改进空间”。可见在对外贸易政策上莱特希泽锱铢较量，铁面自私。他对WTO框架极为不满，曾在国会上狠批WTO框架，指出WTO争端解决机制缺乏效率，他甚至声称中国是WTO的“威胁”，并建议美国挑战WTO多变贸易协调机制，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除此之外，根据媒体报道，莱特希泽在NAFTA谈判中提出很多富有争议的条款，如建议在NAFTA中设立一个5年的“日落期限”：5年期满后如果得不到所有缔约国的书面续约，条约将自动终止，这引起了墨西哥和加拿大等贸易联盟国家的强烈不满。今年5月1日赴华谈判之前莱特希泽曾向媒体表示：“我的目标是让中国更加开放，并不试图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国的制度看起来对他们很管用”。这些言论看起来更像是他的一种策略，一种尊重对方的底线和原则以减少成本换取谈判利益的博弈策略。
彼得•纳瓦罗：非主流极端经济学者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教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30余年，非主流经济学家。纳瓦罗是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拥护者，自由贸易反对者，鼓吹“中国威胁论”。其作品《反响思考战胜经济周期》、《如果巴西下雨就买星巴克股票》一度获得市场追捧。他曾在《解构中国价格》一书中称中国产品由“补贴，低估汇率，假冒和盗版”形成，还出书告诫与中国经济往来风险很高。他自称拥护特朗普强调的“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协定，但政策上又是自相矛盾的贸易保守主义者。他还说“自始至终坚信双边贸易逆差的重要性”，然而笔者认为他对中美逆差的深层次原因却一知半解，不得要领。
摇摆主义罗斯
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是个“中国通”。他曾于20世纪90年在中国广东投资了汽车零部件厂(与日本合资)，2005年他的国际纺织集团在浙江嘉兴投资1亿美元，还曾援助过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因为与中国生意往来密切曾经一度在对华态度上偏鸽派。他是美国钢铁贸易的受害者，曾收购了几个濒临破产的美国钢铁公司，进行债务重组之后打包卖给了印度钢铁巨头米塔尔钢铁，所得是现金与股票各一半。因其它国家(包括中国)钢铁出口价格低廉，米塔尔钢铁的股价因经营不善近年来大幅缩水，罗斯损失惨重。
因为这一经历，再加上曾经被特朗普公开批评对华政策软弱，他的对华态度逐渐走向鹰派。他最擅长的是企业破产重组，曾深度参与了很多美国衰落的行业，比如钢铁、煤炭、纺织等等，主张对美国钢铁和铝材产品进口征收高额关税或者实行配额制度，是“232”条款推行者，也是中兴通讯一案的主导者。针对中美贸易他有以下主要观点：中国对钢铁等行业高度补贴，造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冲击了全球市场。他认为美国贸易逆差两个根本来源：一个是中国，行业上主要是汽车。中国的贸易顺差造成中国国内货币供应量过剩，针对这一观点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曾进行过公开批判，认为罗斯这种经济学上的无知很可能会对美国造成灾难。罗斯还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因为贸易纠纷不再购买美国大豆，因为美国大豆在中国市场占有率非常高，要替代不容易，替代成本很高。认为中国不敢抛售美国国债，因为他们无法承受抛售导致的价格下跌。罗斯一直研究中国的五年规划，所以对《中国制造2025》已有关注，也是遏制《中国制造2025》的主要倡导者。
初级分析师出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影子鹰派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普林斯顿政治和经济专业，但未取得学位。曾在里根政府任职于白宫管理及预算局，帮助制定经济政策，是供给学派的拥护者。他涉足经济是从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初级经济分析师开始的。1987年至1994年期间担任华尔街投行贝尔斯登(The Bear Stern Companies)的首席经济学家。次贷危机爆发前，他曾坚决否认美国可能陷入经济危机。他曾经所在的贝尔斯登投行在次贷危机期间倒闭。2001年以来，曾在美国CNBC电视台主持“库德洛报告”(The Kudlow Report)。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库德洛曾在税收和关税及其他问题上向特朗普提供意见，最初他是支持自由贸易的，这点与特朗普的主张有出入，不过整体上但他对特朗普的经济决议基本支持。科恩辞职之后即被特朗普任命为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对内支持税改，对中国态度偏鹰派，他认为中国“不按规矩做事已经很久了”，主张在贸易方面进行强硬回应。但4月初库德洛曾表示：“美方对中方开出的关税清单可能并不会执行，一系列的行动可能仅仅是让中国就贸易惯例进行谈判的一种策略”，由于他并非贸易方面的专家，对中国知之甚少，可以推断他对的华贸易态度只是特朗普的翻版，可称为“影子鹰派”。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曾任美国中部农业州“艾奥瓦州”州长，该州号称“美国粮仓”。中国与艾奥瓦州贸易联系紧密，是艾奥瓦州第二大产品出口国。作为州长的布兰斯塔德对农产品贸易非常熟悉，此次作为中美贸易谈判一大员，也是特朗普政府农业贸易战的一张牌。布兰斯塔德拥护自由贸易，但更重视增加出口，虽然与特朗普反自由贸易的主张有背，但在减少美国贸易逆差这一点上高度一致。布兰斯塔德对华人友好，与中国政商关系密切，相对鸽派。今年以来的中美贸易争端，中国的反击策略目前主要涉及到农产品如生猪，高粱等，未来也可能涉及面扩大到玉米和大豆。对美国而言，农产品区也是特朗普的“票仓”，对中期选举至关重要。
中美谈什么？
近期美国财长努钦表示将与中国进行贸易对话，讨论四方面内容：贸易不均衡、知识产权、合资技术和合资企业。就谈判内容来讲并没有超预期的地方，正如财长努钦所说“这些是特朗普总统去年一直关注的问题”。中美贸易逆差是本次谈判放在首位的主题。特朗普今年3月曾经发推特要求中国拿出方案，令美国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这遭到中国反对。难以想象的是一直反对中美贸易保护的美国，又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贸易保护。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增加3,752亿美元。而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为2,758亿美元，双方统计相差994亿美元左右。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指出，造成这种数字上的差异主要因为转口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统计偏差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约为380亿美元。若以此为粗略标准算上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以及美国要求的缩减逆差幅度(约为中国对美国逆差总额的1/4)，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贸易逆差谈判的规模大约在594-843亿美元之间。其次，2016中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5年以来均为负值，2016年甚至高达-9.6%，我国外贸依存度实在下降的。再次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但对日本和欧盟贸易逆差，如果按照美国的逻辑，中国似乎应该同时与日本和欧盟展开贸易逆差讨伐。
知识产权方面的谈判，关系到“301条款”。白宫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方面的调查。该调查旨在“确认中国政府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法律、政策和做法是否不合理或具有歧视性，且给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特朗普政府主要针对中国制造2025。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公布文件显示，美国将针对以下四个方面的行为进行调查：一是中国政府是否利用部分工具控制或干预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以便将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给中国企业；二是中国政府是否剥夺了美企和中企在进行与发放许可证及进行其他技术相关的谈判时制定具备市场基础的条款的权利，是否削弱了美企对其中国技术的控制力；三是在中企通过收购美企获得尖端技术及知识产权并进行十分重要的大规模技术转让时，中国政府是否有失公平地促进了系统性投资；四是中国政府是否进行或支持了未经授权入侵美国商业计算机网络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商业机密的行为，这一行为是否又损害了美企，或为中企提供了竞争优势。另外，其他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创新等领域的实践、政策和做法也或将包括在调查之中。美国知识产权委员会2017年报告认为美国每年因中国侵犯知识产权损失高达3,000-6,000亿美元。美国应该看到近年来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进步，如中国著作权、商标、专利侵权案件的平均判赔额与判赔支持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去年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专利权申请国，中国专利权申请数量稳步增长。但专利数量和增速并不代表所有，中国在半导体、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等高科技领域，与美国差距仍大。但不管怎么样，任何一个后发国家的进步是不可逆的。
合资技术和合资企业方面，美国认为很多关键行业中国仍然限制外国公司的市场准入，尽管中方做了承诺，但很多方面可北京并没有践行。中国政府今年承诺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并积极付诸实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宣布了中国对外开放重大举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宣布了12项中国金融扩大对外开放举措，包括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等6项措施，今年内争取开通“沪伦通”等。近期中国银保监会承诺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等措施；中国证监会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措施，都是针对外资企业的开放措施。政策颁布之后，立即有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商业银行与保险机构申请落地中国，与此同时第一家外资支付机构，英国World First获得中国的第三方支付牌照；世界征信业务巨头，总部位于爱尔兰的益博睿公司，开始在中国申请征信业务许可，这都是中国金融开放的实际行动。
中国需要什么？
中国在这次谈判中需要争取的是中国发展与转型的时间，中国更应该聚焦国内经济结构改革。距离2020年收入翻番计划的完成已经不远，中国在应付好中美贸易争端的同时，不应该打乱原有的发展计划，更不应该因贸易战耽误中国的转型与发展进程。中国与美国相比科技实力和发展质量还相差甚远，封闭就意味着落后，还需要向科技实力雄厚的欧美学习，同时也更应该深耕国内自主研发，切实深入推进国内经济改革。总体上，市场对这次贸易谈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预计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并不是一个或者两个回合的谈判就结束，一两个回合结束的贸易战代价必定是高昂的。中国应该做好贸易战谈判的持久战，预计谈判也将由政府层面向企业层面具体展开。(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