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次固定套路的宣传活动，定格古巴最伟大的独立战争英雄何塞•马蒂(José Martí)生前最后一刻的铜像的揭幕活动算得上失败。但作为卡斯特罗兄弟60年统治最后一幕中一个忧伤的场景，今年1月哈瓦那古巴革命博物馆(Museum of the Revolution)门外的这次官方活动有着深刻的意义。古巴把这座铜像视为国家要务。这座重达17吨的铜像复制品经过4年的精心规划，动用了250万美元的美国私人捐款，才得以从纽约运达古巴。原作已在纽约中央公园屹立逾60年。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 2015年访问联合国时，甚至特地为纽约提供的帮助亲自感谢了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Bill de Blasio)。
对于古巴而言，这座铜像标志着酝酿中的和解和变革的希望。在项目启动之初，到访的名人应接不暇，从教皇(the Pope)到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卡尔•拉格费尔德(Karl Lagerfeld)以及时任美国总统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大儿子“小卡斯特罗”(Fidelito)甚至跟到访的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同框自拍。大量涌入哈瓦那寻找机遇的外国投资者让空气中愈发弥漫着乐观的情绪。然而，对古巴领导层而言，这座纪念铜像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也表达了从123年前的马蒂之死一直延续到今日的革命决心。这种连贯感眼下对于古巴共产党尤为重要，因为它今年面临着一个微妙、甚至可能特别脆弱的时刻。
4月19日，86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将卸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由现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57岁的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Miguel Diaz-Canel)继任。尽管国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角色，而且劳尔•卡斯特罗预计将继续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但这将是自1976年以来主席职位首次不由卡斯特罗兄弟二人中的一位担任。加剧了这种一切充满变数的感觉的是，古巴死板的苏联式经济需要大规模改革–即便这些自由化措施将不可避免地损害古巴共产党对权力的掌控。但在1月28日劳尔•卡斯特罗终于与党内官员一起见证这座铜像的揭幕(距离项目开始已过去4年)时，古巴的形势已转差了不少。
如今，这座纪念雕像表现出的似乎不是连贯性，而是古巴面临的多重挑战和短板。刻在雕像黑色大理石基座上的有关马蒂生平的碑文甚至出现了粗心且不可消除的拼写错误。“城市”一词的西班牙文单词被错误拼写成“Cuidad”(正确拼写应为“Ciudad”–译者注)，而本应出现在碑文中的“Nacío”(意为“出生”)这个单词无影无踪。
过去7个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部分逆转了奥巴马开创的美古关系缓和局面。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数量已降至自1977年以来不曾见过的水平。受到飓风“艾玛”(Hurricane Irma)以及委内瑞拉援助几乎减半的冲击，古巴经济目前仍处在危机之中。根据执教于哥伦比亚哈维里亚那大学(Javeriana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古巴人帕维尔•比达尔(Pavel Vidal)发起的一项研究，尽管劳尔•卡斯特罗10年前成为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时，启动了一场创造了58万家自我雇佣劳动者私人经营的企业的改革，但古巴经济的规模眼下仍比1985年小三分之一。
现在没有人指望在劳尔•卡斯特罗以及其他所谓“历史性一代”老人政治的成员(他们领导了1959年革命)卸任后，古巴会突然改变。古巴制度结构的迟钝和惰性决定了这点。然而，尽管人们常说古巴从不改变，但由于生理条件的限制，变化现在是不可避免的。这关系到古巴作为革命灯塔的日益黯淡的历史性角色的维持，以及如下长期可能性：经济崩溃可能让这个距离美国仅90英里的国家变成动荡之源。
对于任何一次接班，人们通常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都是：接班人是谁？但古巴的接班不是普通的接班。首先，迪亚斯-卡内尔只是假定的下一任主席。虽然古巴已为这一任命公开地做了一些准备，但该任命还要等到4月19日才会由国会确认，届时还将批准下一任副主席及其他高级职位的任命。迪亚斯-卡内尔也未必是位改革者。他现年57岁，身材魁梧，平常会使用一台iPad。他曾承诺古巴政府将“更积极地回应”公众关心的问题。但这位来自外省的曾经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领袖不是什么温和派。去年泄露出来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共产党的一次高层会议上严厉抨击了异见人士、独立媒体、外国使团和其他“颠覆分子”。
曾是古巴政府的情报分析人员，现任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讲师的阿图罗•洛佩兹-莱维(Arturo Lopez-Levy)表示：“我认为迪亚斯-卡内尔是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现代主义者。”迪亚斯-卡内尔需要巩固他在古巴共产党、军队和卡斯特罗家族这几大古巴权力中心的地位，这将进一步限制他可能怀有的任何改革打算。曾任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现为佛罗里达国际大学(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国际事务教授的弗朗西斯科•莫拉(Francisco Mora)说：“军队–包括内务部–是实权所在。”
军队也是四星上将劳尔•卡斯特罗掌控最牢固的地方。他的儿子亚历杭德罗(Alejandro)是内务部的反间谍专家，而他曾经的女婿路易斯•阿尔韦托•罗德里格斯(Luis Alberto Rodríguez)将军则掌管着Gaesa–军队所有的控股公司，控制着古巴旅游业的一大部分。莫拉说：“我认为劳尔将发挥余热，就像邓小平在中国那样，虽然正式权力减少了，但拥有极大的非正式权力–至少直到他去世。”
尽管如此，权力交接还是会带来领导风格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哪怕不是实质性的。洛佩兹-莱维说：“不可避免的，迪亚斯-卡内尔被任命为主席，也将带来一次党内人事的重新安排。我认为迪亚斯-卡内尔将有一定的空间实施改革。”他的最大挑战是经济。即使劳尔•卡斯特罗发起的有限改革，也因党内阻力、中央规划和消极的执行而大打折扣。糟糕的经济表现反过来又迫使古巴政府削减了其引以为傲的教育以及社会服务经费，官方数据显示这些经费自2008年以来缩减了8%。虽然旅游人数10年间翻了一番，但进口额已从2013年的150亿美元缩减至2016年的100亿美元，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短缺。
外资在古巴的投资活动已偃旗息鼓。一位欧洲商人说：“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启动自己的(旅游)项目。然而一无所获。当地官僚体制下办不成事。”古巴比索繁琐的复汇率制度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不平等也在不断扩大，20美元一个月的国家最低工资，以及津贴和退休金的削减，都在加剧这一问题。与此同时，因缺乏机会而灰心丧气的年轻一代寻求离开这个国家，对于一个年龄中值为42岁，比美国、法国或英国都要“老”的国家，年轻人的离开将对古巴的养老金造成可怕的影响。
美国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政治经济学教授理查德•范伯格(Richard Feinberg)说：“许多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古巴人现在都生活在迈阿密、马德里、蒙特利尔或蒙得维的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改革国有部门，对亏损国有企业的补贴吞噬了五分之一的预算。劳尔•卡斯特罗早就提出的货币并轨政策有助于推动这一进程，因为国企内的复汇率掩盖了长期的低效率，且助长了汇率套利，从而滋生腐败。
一位在古巴待了很长时间，对这个国家已不抱希望的外国旅游业者说：“这个国家正在成为一个盗贼统治的社会，掠夺代替了革命。”虽然古巴官员曾在2月份向到访的美国代表团表示今年将进行货币改革，但该改革迄今都未取得进展，原因之一就是对改革产生的社会后果有担忧。“(货币并轨后)那些拥有双重或三重簿记帐目的国有企业会怎样？届时很多国企会暴露出没有盈利，”为古巴新兴的私营部门提供会计服务的马尔塔•德乌斯(Marta Deus)表示，“但是在那里工作的人又会怎样呢？他们会流落街头吗？”
在其他地方，解决方案会是扩大私营部门。私营部门已经吸收了劳尔•卡斯特罗自2008年以来裁掉的100万个国有岗位中一半以上的人。私营部门可以吸纳更多就业，还能为国家提供亟需的税收。但古巴的私营部门似乎只是得到了当局的容忍，该部门的增长会进一步危及当局的统治–对于古巴政权来说，这是长久以来的困境。古巴政府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同时又害怕改革。芬伯格表示：“古巴的‘先锋’的党成了‘后卫’的党。”
经济学家比达尔指出，令人担忧的是，古巴流传的一项有关私营部门的新规草案“把重点主要放在加大控制和惩罚上”。古巴如今是孤家寡人。几乎是有史以来头一次，作过西班牙的殖民地、美国的辖地以及苏联的卫星国、近年来还接受过委内瑞拉援助的古巴没有了金主。移居海外的古巴人继续充当宝贵的生命线，每年给他们留在古巴的亲属汇款30亿美元。但除此之外，中国提供给哈瓦那的信贷额度已几乎耗尽，俄罗斯等盟友又缺乏完全介入古巴局势的经济实力。
与此同时，革命的魅力已经褪色，就像哈瓦那很多破败的墙上的油漆一样剥落了。“古巴不再重要了，”墨西哥前外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Jorge Castañeda)表示，“它对任何人都不再重要–除了对古巴人自己。”对古巴失去兴趣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一系列所谓的声波攻击后，美国国务院决定减少驻哈瓦那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这意味着如今处理家庭团聚签证的工作在圭亚那的乔治敦(Georgetown)完成。这也使得华盛顿方面难以了解和影响古巴的事态发展。
古巴在国外仍然享有残存的善意。它在哥伦比亚和平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进程帮助结束了南半球持续时间最久的叛乱。然而，它继续无条件地支持委内瑞拉–人们普遍认为哈瓦那方面为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提供情报服务，以换取有补贴的石油。随着国际社会加大对马杜罗政权的谴责，古巴的免费便车可能搭不了太久了。“当我们与马杜罗政权对峙，我们首先必须与古巴对峙，”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的负责人路易斯•阿尔马格罗(Luis Almagro)表示，“古巴政权是最糟糕的那种独裁政权。”
眼下，哈瓦那仍然平静。古巴出现了一些亮点–尤其是互联网发展方面。这推动了一些初创企业的发展，比如网上商店Clandestina–该公司向其在美国的姐妹公司出售平面艺术服务，后者把它的设计印在T恤上并销往全球。“我们能做成是因为我是西班牙公民，”共同创始人莱雷尔•费尔南德斯(Leire Fernandez)表示。很少有其他人能成功。“我每天都在祈祷一切顺利，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情况必须有所好转。但我很害怕，”在哈瓦那开餐厅的纽里斯•伊格拉斯(Niuris Higueras)表示。另一个餐厅老板米格尔•安赫尔•莫拉莱斯(Miguel Angel Morales)也表达了类似的谨慎：“我们不得不静观其变。严重危机可能会带来重大变化。”
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怀有同样的期待。事实上，马蒂铜像揭幕仪式的4天后、也是令人侧目的自拍事件发生3年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大儿子自杀了。虽然这肯定只是巧合，但很多人认为这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正如古共机关报《格拉玛报》(Granma)在其简短的报道指出的那样，“小卡斯特罗”生前有严重的抑郁症。(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