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当选中国央行行长，可能是本轮人事变动中的一个最让市场吃惊的事件之一。与他的前任周小川相比，易纲在政治顺位上排名并不高–他“仅仅”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而周小川此前则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即使与他的同届相比，易纲也似乎没有占据上风，比如说银保监首任主席兼央行党委书记郭树清是十九届中央委员。
这样的一种先天弱势让市场并没有特别关注易纲当选央行行长的可能性。易纲的另一个“劣势”则是他的海外留学和工作背景–他在美国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过终身教职。这让他在中国高层官员中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也因为此，此前市场普遍认可的状况是易纲仍将在央行发挥重要作用，但很难最终接任炙手可热的央行行长之位。于是，当易纲的正式任命被全国人大批准后，大家开始一遍遍地揣摩易纲任命背后的政策意图。易纲近期的以及早期的著作也被不断研究，市场总是希望能够从一个人的历史中找出现实的指导意义。
但研究一个经济学者数十年前的论文，多少有些刻舟求剑。世界在变，中国经济在变，易纲也在求变，我们只能够从易纲的研究论文中看出，作为一个中国人，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是易纲研究工作中的重点。而事实上，这也是几乎所有具有中国背景的经济学者们都会做的一件事情。
易纲的特别之处，是他在90年代初期就回到了北大工作，同时他也保留着自己的中国国籍。这样的“案例”在当时并不多见。回国的那一年是1994年，他与林毅夫等人创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一年，他才36岁。在当时的环境下，易纲代表着世界上最为领先的经济学理论，直到今天，很多中国大学使用的货币银行学的教科书，第一作者仍然是易纲。在某种程度上，他仍然代表着中国经济学界的高峰，尽管对于经济学本身来说可能意味着一种“固步自封”。
1997年，易纲进入央行工作，最早的职务是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副秘书长，此后他开始逐步进入货币政策制订的核心圈子。他从2003年开始担任货币政策司司长，一年以后就被拔擢为行长助理， 2007年起担任央行副行长，并从2009年开始兼任国家外管局局长。2014年起易纲开始担任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在本次机构改革中改名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办公室副主任，而此时的办公室主任是刘鹤。与易纲大约同一时期进入中财办的官员包括现任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而他也在世界银行任职5年，并于1998年回国。
从易纲和方星海两人的简历中不难看出，中国的财经高层领导人中的选拔机制并非一成不变，即使海外学习和工作经验会带来一些视野上的优势，但较为长期的国内工作经验仍然是相当重要的，“久经考验”在这个时候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标准。所以，易纲并不是特殊的一个。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货币政策的前景，我们可以想见，易纲行长仍然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延续此前货币政策的方向，以服务于“去杠杆”的整体政策图景，同时兼顾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这两个基本需求。尽管其长期管理外汇工作的经验则让我们对于中国的外汇市场的双向开放进程有所期待，但短期之内汇率政策仍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贸易争端前景的牵制。
无论如何，易纲的任命必然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对于市场来说，仍然需要保持耐心来观察货币政策可能出现的新走向。货币政策往往需要见微知著，从事货币政策工作数十年之久的易纲行长也肯定深谙其中的道理。所以，微小的变化已经足以暗示政策取向，正因为此，新行长也肯定会谨慎出招。(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