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开始宣布对中国价值500-600亿美元的产品征税，中国国内上下一片哗然，“贸易战”成为政策讨论的焦点。事实上，早在年初美国宣布对太阳能板和洗衣机施加关税时，贸易纠纷已经出现苗头。只是到了后来的钢铝纠纷，再到最近的一揽子商品征税，美国人对于贸易逆差的诸多措施出乎了不少人的预料，就连诸多诺贝尔经济学家都表示难以理解。
笔者认为，这一场贸易战本身是损人不利己的。以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最大的三十种产品(约贡献了顺差的百分之五十)为例，基本上由两类产品组成：一是电子和设备类产品如手机、电脑，二是拉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对于前者而言，中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任何单方面的征税都会对供应链产生影响，双方都不会好过。对于后者而言，鉴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是中国城镇劳动力成本的超过六倍，显然已经早已不是美国的比较优势，即便限制中国也难以让相关产业转移至美国。更何况，美国在对宣布施加关税的时候，已经对墨西哥、加拿大、欧盟等区域实施了豁免，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弱化了关税对贸易逆差的影响。许多学者也已经指出，美国下游产业会使用大量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强加关税造成的价格冲击会对美国本身也产生显著负面影响。既然贸易政策的“离谱”是如此显而易见，特朗普的庞大智囊团队又如何不知？他为何又要强行推动这一系列贸易政策呢？
理解这一点，就需要把贸易政策与美国这一段时期以来的国际战略结合在一起观察。如果仔细回顾特朗普从上台以后的政策走向，其实不难看出他的贸易政策与之前的一系列其他政策宣告存在相当的一致性，那就是在不断的对中国的高科技技术发展提出刁难与挑战。事实上，中国近年来的科技进步有目共睹。尽管目前的人均收入远远低于美国，但是在世界100强内，中国在家电、通信设备、互联网等领域已经拥有一席之地。尽管中国在半导体、医疗器械等领域仍有所不足，但这些短板都已经成为重要的产业政策方向纳入中国的“制造业2025”战略。如果任由中国继续强化这些高科技领域的发展，那么美国拥有比较优势的科技领先地位将会受到挑战。以美国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已经不仅仅是对世界的贡献，而可能威胁到美国本身的世界领导者地位。最近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介绍了一篇美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2004年的文章，核心思想就是在讲这一点。当中国的技术进步出现在非传统比较优势领域之时，比较优势逆转将使美国的生产以及出口受到打压，从而抑制其经济发展。确实，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想象。
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目的是针对中国技术崛起。在经济领域，原本已见曙光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就再次停摆，尤其是对中国激增的对外投资尤其是国有企业主导的高科技领域的并购表现出担心。与此同时，美国强化了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更多责难，试图强化投资审查以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敏感的高科技领域。即便是在最近的贸易战，美国试图增加的进口限制也集中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包括航空航天、信息通讯技术、机械等产品，其目的应当是促使相关产业重新转移回美国本土。在非经济领域，美国也传出将降低中国的赴美学生签证，一个极有可能的原因就是限制中国求学美国的科学领域，阻止向中国的知识外溢的限制。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把这一系列政策都迷惑式的安置在“美国优先”策略框架之下，但是所有这些政策对就业、贸易逆差的影响其实并不会特别明显，反倒是对中国的高科技发展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后一点，显然才是特朗普团队的真正目标。
因此，在中国回应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回应之时，也决不能就经济效应本身评估政策措施，必须充分认识到美国抑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战略意图，在更大的国家整体博弈和国际战略框架下进行思考。最核心的一点，中国的技术发展决不能停滞，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加强对制造业短板的政策激励，仍然应该是目前政府政策的主导。在中国经济经历四十年高速增长以后，传统的依靠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难以维系。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企业用工成本逐步提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消失，许多产业都在向东南亚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成为继续推动增长唯一的出路。在这一过程中，创新是最为关键的条件。在这一背景下，尽快学习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经验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因此，本次针对贸易战的应对应该以保证中国的先进技术的发展为基本出发点。为此，以下经济层面的建议可供政策制定者参考。
第一，针对贸易战本身，需要针对高科技的产品采取强势措施，由于目前的高科技公司大都深深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美国对相关出口的限制目的应该是引导相关企业转回美国本土。就这一点，中国不妨对相关高科技企业进一步减税并出台相应的产业政策，抵消掉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同时，应努力将贸易战的绝大多数斗争引向非科技类产品。
第二，在美国加强限制的情况下，努力拓展向其他区域的技术型产业并购，例如欧盟。尽管欧盟内的德国和法国对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海外并购诸多不满，但是里斯本协定以后，欧盟的对外投资政策必须在欧盟层面来统一管理，所有单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出台针对第三国的投资协定。这虽然增加了中国与欧盟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难度，但同时也提升了欧盟出台整体层面的投资审查政策的难度。这显然给了中国更好的并购收购欧洲企业的机会。此外，向印度、以色列等一带一路国家的技术并购也应是中国未来的重要方向。
第三，针对美国的攻势，在非重要的技术领域和其他贸易领域，不妨有所让步。例如，可以适度增加从美国的产品进口，尤其是天然气和农产品，从而平衡中美贸易逆差并缓和美国内部的就业压力，争取更多为中国说话的内部声音。同时，适度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金融业，这本身也有利于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促进资源更加有效的流向具有潜力的新经济企业，提高整体中国经济的发展效率。
第四，放开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引进，尤其是海外人才。在当今信息社会，抑制科技发展已经非常困难，中国需要趁美国还没有进行人才限制的时候，放宽高科技人才的移民限制，对于符合要求或者有潜力的科技人才，打开方便之门，鼓励优秀人才来中国传播技术以及知识。
中国面临的不是一场简单的贸易战，而是真真切切影响长期发展的技术战。尽管中国的知识产权争议并不是一个新议题，但近年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压力升级，笔者认为本质上是源自中国在科学发展上的进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外部压力必然有增无减。因此，扎扎实实的提升科技水平和进行产业升级，继续推动和改进现有的技术创新政策，才是应对美国技术战的根本战略。(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