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初见时难别亦难，用来形容习近平和金正恩的首次会面，恐怕是再合适不过了。在东北亚和西太平洋局势空前复杂紧张的时刻，两位近在咫尺却从未相见的国家元首在全程严格保密的安排下进行非正式会晤，是否就此从多年的冷淡关系中回暖，甚至在双方”走亲戚”和”遗愿”等言语中朝向恢复两国”传统友谊”、进而结成东北亚”新轴心”、改变西太平洋安全格局，无论如何都极具探究价值。
有趣的是，金正恩就任朝鲜领袖后第一次出国访问，虽然是非正式访问，中国方面却给予前所未有、最高级别的安保措施。火车通过鸭绿江友谊大桥时大桥一段，便有临时搭设的钢板屏障保护，防止记者从大桥附近的宾馆偷窥。从25日夜间到26日傍晚，金正恩专列在中国境内也一路畅通，甚至打乱了中国高铁的运营计划。其北京行程，则实行全程双向道路交通管制，连行经路口的监控摄像头也被蒙上胶袋，匪夷所思。然而，金正恩短暂的逗留却一点没有”非正式”，习以隆重的全套国礼待之，金离开后即在央视和其他官方媒体大幅报道两人的亲密会见。
所以，在东北亚政治的转折时刻，透过金正恩造访的神秘行程和北京上空笼罩的雾霾，此番仓促进行的非正式会面和中国官方媒体透露的会谈内容，向外界提供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借此全面解读中朝关系的发展，澄清国际社会的许多猜测，例如中国是否因为朝美峰会而边缘化、中国是否准备接受朝鲜为有核国家等，以利进一步把握中国的战略意图。特别的，这次中朝峰会，先于未来四月所谓朝鲜南北双方峰会，更抢在五月朝美峰会前发生，其戏剧性的会面事件本身似乎就被嵌入了中朝关系在朝核危机加剧后的艰难进程，包含着过去五年来的现状、转折和未来，颇堪玩味。
金正恩2011年执政、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两人互不见面已经六年，而过去六年也是朝核危机最为恶化的六年，中朝两国元首却从未互访、打电话，不能不说两国关系极其冷淡，堪比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的历史低谷。其间，2012年李建国和2017年宋涛作为特使向朝通报中共十八大、十九大情况，以及2013年李源潮和2015年刘云山访朝、出席纪念活动。而朝鲜方面，自2011年金正日非正式访华后，金正恩主政期后只有崔龙海2013、2015和2017年三次访问北京。这些低频率的互访，基本无助于双方排除如亲中的前朝鲜第二号人物、金正恩姑父张成泽被处决、金正男被暗杀等插曲性事件的干扰，反而在朝鲜频繁的核试和导弹试射中陷入危机。
朝鲜迄今为止进行的六次核试有四次是在过去六年中进行的，也就是在过去六年的中朝关系冷淡期间，朝鲜的核武计划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从试验到武装、从不成熟的中程导弹到洲际导弹的大跨越，第一次具备了威胁美国本土的能力，招致联合国空前力度的禁运。中国也加入了谴责和禁运行列，2017年中朝关系陷入实质性低谷。
正是这一背景下，从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以来，金正恩政权主动出击，以金正恩胞妹金与正为代表的柔性外交打开朝韩对话的窗口。一时间，外界被朝鲜眼花缭乱的外交身段所迷惑，除了确定的朝韩元首、朝美元首对话以外，朝日领导人会晤也据报在拟议中。此次朝中对话，如事后双方报道所证实的，也是金正恩首先提出访华建议然后得到中方邀请、仓促成行的；只是，沿袭金正日2011年非正式访华模式，以沟通为主，继续强调两国传统友谊和最早由胡耀邦提出的”走亲戚”的交往模式，没有发表公报，没有记者会，为双方留下了缓转空间。
而会面中的轻松气氛似乎也透露出双边关系重新找到了共识基础，即中国官方报道中所指的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主张和金正恩承认其为两金的遗愿。回到半岛无核化，可能才是金正恩能够成行的主因：并非以受庇护国向宗主国的朝觐，而是金正恩以主动、灵活的外交努力，争取打破外交孤立。
这应该是认识此番金习会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判断中国在过去六年乃至更长时间对朝政策成败的关键：在基本完成核试计划、具备足够筹码后，金正恩正以积极的双边外交各个击破，不仅实现了朝鲜长久以来孜孜以求的朝美直接对话目标，而且瓦解了中国缔造的、以六方会谈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模式，可谓打破樊笼而获得了主动。当然，这一”樊笼”也功不可没，事实上掩护了朝鲜的核发展事业，为其争取了时间，然后被弃之如履。
然而，金正恩低姿态的主动出访，包括到达北京后第二天参观中科院成果展，感受中国先进的核物理发展、500米直径射电望远镜模型和VR虚拟视频技术，固然给予外界如章家敦所说的中国在关键时刻发挥终极影响力的错觉，并无被边缘化之虞，却暴露了中国长期对朝政策的认知盲区和制度弊端，若无积极调整，恐难应对今后东北亚全新局势带来的挑战。最应检讨者，在于两点：
第一，朝鲜核计划，包括长程洲际弹道导弹计划(ICBM)，能够利用时断时续的六方会谈机制长期坚持，虽然与实战部署还有相当距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过去六年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是与中国战略中心南移后造成的战略盲区相关，也就是中国对朝长期的战略模糊（疏忽）事实上纵容了朝鲜的核发展。一方面，从1990年代中期台海危机以来，中国战略中心就开始南移，注意力都投放在东海、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在过去二十年间，围绕东海油气田开发、钓鱼岛归属、南海岛礁以及台湾政权更迭和独立倾向等问题，中国与日本、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南海诸国以及台湾都先后发生紧张对峙。而最近六年，随着中国主动提出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并加速南海岛礁的战场建设，国际社会开始担心整个西太平洋面临着”芬兰化”的危险，才有TPP等反制措施的提出，直至刚刚爆发的美中贸易战。
另一方面，却是胡温政府的遗产让金正恩的双轨战略成为可能。胡锦涛2005年访朝受到盛大欢迎，回国后即对内将朝鲜树立为意识形态榜样，填补中共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空缺。习近平2008年以国家副主席身份首次出访便到朝鲜，就是基于此种意识形态需要。2009年温家宝访朝后签署了总金额约数十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项目，寄望于既维持朝鲜政权，又帮助朝鲜大胆进行市场化改革，虽然并未完全实施，连新鸭绿江大桥建成后也因朝鲜方面没有配套道路而无法使用，却在金正日身后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例如，今天鸭绿江南岸的较新建筑，几乎都是此后朝鲜利用从温家宝项目中获得的资金和建筑材料建设的；朝鲜向中国派出了企业管理者学习市场经济，一如中国向哈佛和新加坡派出干部学习。金正恩上台后方可能修正乃父的先军战略，采取核武器和市场化并重的”双轨”战略，从而在巩固自身权力的同时可能保持社会和经济稳定，并且赢得朝鲜精英阶级的支持。
笔者在朝鲜的实地观察也证实，朝鲜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颇高，已经培养出一个世俗化的新兴中产阶级（金主阶级），俨如布鲁金斯学者海西格(Ralph Hassig)和欧(Kongdan Oh)笔下的”隐士王国”。其背后，则是一个庞大的灰色经济体系，按首尔国立大学金炳缘(Kim Byung-Yeon) 教授等人的测算，约占GDP的70%，几乎完全取代了传统的公共分配体系，占据朝鲜国民收入的大半。按2015年贸易经济网的GDP数据，朝鲜当年GDP约160亿美元，而当年对华贸易额为54亿美元，与中国外贸比例也占朝鲜外贸总额的将近70%，可知朝鲜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接近50%。而70%则是朝鲜经济的一个谜之大数，例如金日成时代因为电力设施粗制滥造造成的电力损耗高达总发电量的70%，而今天70%却可以代表朝鲜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如朝鲜占土地3%的自留地提供了将近70%的农产品，70%多的朝鲜劳动力在为市场经济工作。
过去六年，虽然因为朝鲜内部权力更迭，朝鲜这些经营外贸和劳务出口的公司也经历了挂靠部门的更迭，但是，就在习近平的战略盲区里，在他对朝的模糊战略下，朝鲜公司和朝鲜人民以近乎全民拜金主义的姿态投入以中国为中介的全球化之中。在丹东的朝鲜街小店里，店老板每天处理来自义乌的订单，然后转交给朝鲜商人并负责发运；开发区里则有数万朝鲜工人和码农勤勤恳恳地在工厂生产服装和软件，他们的最终客户来自世界各地。只有2017年3月开始实施的严格禁运才基本中断了来自朝鲜的煤炭贸易和劳务出口，但是丹东口岸的穿梭货车并未有明显减少。虽然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但是来自中国的模糊战略却让朝鲜官僚和国民逐渐适应了市场化转型，不仅养活了国民，也支持了核计划，并让金正恩为核试、也为未来正式推动全面市场化改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第二，相比之下，从中国对朝关系的立场和设置上，中朝关系仍然囿于传统的党际关系，而非正常的国家与国家间关系。就传统而言，中共始终将朝鲜视作国际共运的兄弟政党，并不作党和国家的区分。无论是东北抗联时期，还是1946年后的内战以及1949年后的苏中朝三边关系中，无论涉及边界划分或东北归属问题，还是朝鲜族军人和侨民往返问题，或者中朝间重大外交事项，双边关系始终以两党间的特殊关系为主导，而非民族主义，超越了两个国家间的正常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即便与中国对越南等国关系相比，也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在此次习金会的几乎所有场合，均有负责党际外交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场，并在北京站率队送别金正恩一行；会面时的中方代表团成员也以党内职务优先。在对朝态度上，习近平牢牢承袭了党际关系原则，并无丝毫变更意思，这和他最近半年即十九大以来强化党对国家的领导路线是一致的。
然而，朝鲜方面的态度却与此迥异，在双边关系上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例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在对待中国籍朝鲜族军人党籍和军籍变更的问题上就始终抱着强烈的民族国家色彩，对原中国籍朝鲜族军人强调民族认同和国籍差异，而非兄弟政党关系，严格限制他们回到中国。在领土和边界问题上，在争取国际援助问题上，同样善于利用中共的党际立场和朝鲜的民族国家立场的微妙差异捞取最大利益，特别善于利用中苏政党间的意识形态争论变现为他们对朝鲜的国家援助。而邓小平主政后停止输出革命、淡化意识形态、淡化党际关系后，中朝关系也就陷入持久的冷淡；朝鲜劳动党则在1980年”六大”结束后长达36年里未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也被清除，朝鲜演变成一人统治的国家，最终在冷战后陷入大饥荒。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朝关系从始至终就不正常，不是两个正常民族国家间的关系。
这或许可以解释朝鲜劳动党和金氏政权的执政理念，即主体思想对朝鲜党国体制的改造。自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金日成发动批判延安派和苏联派的运动，努力去除在朝鲜根深蒂固的”事大主义”，”主体”开始浮现；且自1972年宪法起，金日成形成体系化的”主体思想”，力图在中国文革背景下和错综复杂的中、苏、美关系中保持独立自主，并代替马克思主义；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后1973年9月4日的一次秘密会议上，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负责宣传部门，主体思想进化为金氏政权的血亲继承，而这仅仅发生在王洪文被确认为毛的新接班人之后的第五天。也能解释，已经两次自动续约的《中朝友好条约》并无实际约束力，无法为朝鲜提供切实保障，遑论提供中国的核保护伞。当然，这是朝鲜从金日成时代开始，从其主体思想出发，金家三代执意发展核武器的根本原因所在。
可悲的，这一战略模糊，因为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人大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让习近平获得近乎终身总统的独裁地位，不仅凌驾在党的政治局之上，而且通过党的领导凌驾在国家机器之上，进一步混淆了党与国家的界限，也可能更无视对朝政策其传统中的党-国模糊，而继续在党际认同和国家利益之间摇摆、纠结。此番习金会对话也仅仅单方面摆脱了更为原教旨的”血肉联系”而已，而非党际关系。未来围绕半岛无核化，如果继续从中朝传统”友谊”出发，便意味着党际信任仍然压过国家利益的计算，旧的战略模糊将替换为新的战略模糊，存在于朝鲜的事实有核与劳动党的无核化承诺和中共的事实纵容（有核）和中国对外的无核化主张之间的模糊空间。
在此基础上，如果外界将未来中朝关系视为一种超越正常国家关系之上的”新轴心”，一点儿也不奇怪，那毋宁是传统中朝政党关系的延续，也是对习近平、金正恩双双拥有终身总统地位的自然联想。而事实可能正好相反，朝鲜与美国直接对话的渴望是那么强烈，几乎就可看作朝鲜或者金正恩是多么想早日摆脱这种不正常的国家关系，虽然迟至冷战后三十余年才寻得机会。
BBC平壤街头采访：朝鲜民众如何看核武器？甚而，如果回顾历史，也一点儿不陌生。1882年壬午兵变后(相当于今天之朝核危机)，朝鲜国王高宗1887年派遣朴定阳为首任驻美公使，然后在与清国是属国还是”全自主体”的问题上引发与清国外交纠纷，最终演变为中日间的甲午战争。
如此结局当然是中国今天的领导人不愿看到的，也远远没有做好准备，包括准备接受朝鲜是一个有核国家作为对第三方的牵制–这是对战后雅尔塔体制和联合国安理会体制(核俱乐部)的根本颠覆。而北京当下气氛，正在特朗普的贸易战威胁下一片哀鸿，全无应战之心，更无人敢于在可以想见的将来挑战比世贸组织、比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更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中朝在”有核国家”基础上结成”新轴心”的可能性。习金会后第一时间，中国迅速向美韩通报了峰会情况。
对朝鲜来说，一方面固然努力摆脱中国这个千年宗主国的影响，寻求世界舞台的新主体性；另一方面，如果朝鲜顺利渡过核危机、找到解决方案，那么也将成功地从”核讹诈”战略中收割经济红利。毕竟，朝鲜未来是否真正弃核、商谈确定弃核时间表本身就存在巨大的不确定，金正恩可能机会主义地利用这一不确定性将他的”核讹诈红利”变现，运用双边策略从美、韩、日、中各方捞取最大化的利益补偿，类似1980年代中国在”不争论”的实用主义路线下推行改革开放而取得的”冷战红利”。
但是，长远而论，中、朝的战略模糊和机会主义，却可能持久牵制朝美关系的正常化，妨碍朝鲜真正撇开中国、拥抱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对中国何尝不如此？无论轴心是旧是新，存在与否，对中朝间的特殊党际关系的坚持，都将妨碍中国放弃朝鲜这一战略包袱、或者切断与朝鲜的意识形态的”血肉关系”乃至”供养关系”，从根本上阻碍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也阻碍着中朝两国作为一个共同体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正常化。
或许，唯一的解决方案，也是根本切断中朝间”血肉联系”、帮助中国消除战略模糊、实现中朝关系彻底正常化的方向，就是朝鲜半岛的统一。譬如，在中国实现自身民族复兴的同时，帮助朝鲜半岛南北方的人民实现民族统一与和解。这才是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现实的意义吧。(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