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吕梁原副市长张中生贪腐案涉案金额10.4亿，3月28日一审宣判，受贿罪成立，死刑立即执行。量刑引起社会关注，舆论认为这可能是对中国官员的震慑。专业法律学者认为，关键还看终审结果，风向可能截然不同：如果最终改判，可能意味着中国判贪腐罪时以后都不会有死刑出现了。
66岁的山西人张中生，从2004年开始在吕梁当了9年副市长。据当地媒体，他主要在煤炭业贪腐，包括”煤炭资源整合、煤矿收购兼并、煤矿复产验收、工程承揽”等，法院认为他”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健康发展”。吕梁市本身十分贫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特地去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视察，走访了3户农家，在那篇报导中，官方新华社形容那里”山大沟深，土地贫瘠，生存环境恶劣”。
中国官媒”央视新闻”的微博将此案称为中共”十八大以来贪腐犯罪适用死刑第一案”。网友最热门的评论是在吕梁那么穷的地方，”他居然能贪这么多”，不少人非常震惊，认为当地之所以贫困，是”吕梁的钱都到他家了”。除了数额令人震惊外，判决量刑同样引发关注。有网民认为”大快人心”的同时，也有人质疑量刑过重，甚至有网友猜测，这个量刑可能是中央释放给各地官员的信号。
当地法院当天就发了一份”答记者问”，回应外界问题：十八大以来，很多案件，包括”大老虎”在内的，也有过数额上亿，都没判死刑，为什么本案这么判？法院引述了2015年刑法的调整，说贪腐案量刑不再像过去单纯”计赃论罚”，而是”数额+情节”，而张中生不但数额巨大，还有索贿、案发后赃款赃物未全部退缴等特别严重情节，所以有了这个判决。
但北京汉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庆方说，这个判决”还是有点超出专业人士的预料”。”周永康薄熙来都只判无期，对一个副局级官员适用死刑，是把犯罪的数额标准置于政治危害之上，必然会产生持久的争议。”他又举出去年宣判的武长顺案为例子：这位有”武爷”之称的原天津公安局长，涉案金额74亿，是张中生的七倍多，一审判死缓。而中国法律中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详细规定是，只要这两年期间没有故意犯罪，就会自动减为无期徒刑。
一些媒体称此案是”十八大以来第一个贪腐死刑案件”，这个说法事实上是错误的。在2014和1025年，广州和湖南都出现过贪腐案件一审死刑判决。然而倘若你把数字和2000年代比较，就会发现落马官员被判死刑的情况少了很多：从2000到2011年，每年都有1-5名官员被判死刑，当中有相当部分已经执行；而从中共十八大至今五年多来，总共就广东、湖南和这次的山西三个案件判了死刑，终审结果都还没出来。
张庆方观察，从十八大开始，中国对贪污贿赂罪的判决，有两个明显的改变：”一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抓的官员非常多；另一方面量刑标准放宽，量刑标准降低，比较明显的是薄熙来、周永康的案子。”这种改变的个中缘由，他不好轻下判断，但猜测与个别中央领导的意志有关。”可能中央领导认为，现在腐败严重，要严肃查处，因此增加的抓捕数量；但又要适应世界’轻刑化’的潮流趋势，遵循国际惯例。”他解释，对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废除死刑、轻刑化，是中国法律界的共识，学者一直在呼吁。因此，无论是广东、湖南还是山西的判决，张庆方认为，认为很可能是地方法院基于以前标准做出的决定，但是很大可能最终会在更高级别法院改判。
“如果改判了，就意味着中国在贪污贿赂罪方面废除了死刑，以后也很难再出现以贪污贿赂罪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了。”但如果发生了一个较小的可能，案件维持原判，张中生被送上刑场，那就是另一种明确的政治宣示了。”那就意味着中央对贪污贿赂犯罪还是要传达明确的信号”，张庆方说，”一种政治宣示，意在表明中央对腐败的惩治力度不会放宽。让各地官员知道，这方面没有放宽刑法的标准，要通过严刑峻法震慑住他们。”(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