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明是多极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儒家文化也是东亚文明的内核，即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及越南等八个国家和地区，都对儒家文化有一致认同感。参考“盎格鲁圈”(Anglo Sphere，盎格鲁圈，即指受英国自由价值观影响的、讲英语的国家和地区，前身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核心是英、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提法，笔者提出“儒家圈”(Confucian Sphere)，其内部经济关系与结构可称之为“儒家经济圈”(Confucian Economic Sphere，CES)。
按世界银行数据，2016年儒家经济圈(CES)名义GDP总量达到18.95万亿美元，超过美国(18.5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曾几何时，儒家圈是世界的“中心”之一，中国则是儒家圈“中心”的“中心”–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中国1820 GDP占世界总量的32.9%，远高于西方国家总和。 是次，儒家经济圈GDP重回世界第一，仅中国大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又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宰力量之一。着眼于全球化竞合和中国再崛起，笔者认为发展与巩固儒家圈的文化认同感，整合与分享儒家经济圈内部资源，可能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
儒家圈的文化认同
儒家圈具有显著的文化同根性，其根植于中华文明及儒家思想，长期以中国的发展引领为文化认同的轴心。儒家圈在发展模式、社会结构、信仰和文明、文化和文字等许多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与“盎格鲁圈”大为不同，这或许也是受儒家思想中“和而不同”理念的影响，求同存异，各有精彩。儒家圈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的文化认同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首先，重视教育，培养了人类有史以来数量最庞大的优秀劳动者。杜维明先生指出，儒家思想对教育的重视，可以视作一种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在儒家圈，始终有“言传身教”的家教训念，即使在21世纪仍被恪守传承。东亚经济奇迹，离不开教育的普及和高素质劳动力。其次，勤勉、务实、肯干的传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儒家追求的是此世的价值实现而不是来世或者彼岸，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儒家圈的人在此世勤勉工作。社会学家韦伯说，“中国人的勤勉与工作能力一向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 这一点与基督教新教徒的勤勉精神，可谓殊途同归。
第三，重学习的传统。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都有专业的布道者，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的布道和服从教义的传统。儒家的学习理念则不同，“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使人进步”，这些观念反映出儒家勤勉、开放、包容的学习观。我们看到，儒家圈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员工，都有显著的勤勉和学习的传统。从技术到管理，从器物到思想，会抱着开放的学习态度，够博采众长，做到与时俱进。在日益复杂多元的全球化竞争中，儒家中庸包容的重学习的态度，或许更有助于以经济为手段，以思想和文化为基础，成为构建世界新秩序的积极力量。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儒家圈在思想和文化上有同源性，但由于发展模式的不同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儒家圈内的各民族国家的关系地区之间的关系在过往的几个世纪中都比较复杂，如日韩之间，中日之间，南北韩等等。学界分析认为在儒家的主要思想价值中，中日韩有不同的取向。日本强调“忠”， 韩国强调“义”，而中国更重“孝”。更不能忽视的是，儒家圈内的各国和各地区的政体和社会管理机制差异性非常大。中国大陆致力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港澳地区采取“一国两制”的模式。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越南的政体也各有不同。
儒家经济圈的耦合度
在世界发展史中，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圈曾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引领世界发展。西方工业革命后，中国开始逐渐衰落，儒家圈整体发展也滞后于西方。以英美德法为代表的西方快速崛起，世界发展格局转为西方引领东方。二战之后，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唤醒了东方，中国大陆经济在过去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则一步步夯实了儒家经济圈的全球地位。2016年，儒家经济圈GDP超越美国，重回世界第一。
儒家圈GDP重回世界第一是一件具有着深刻战略考量价值的标志性事件。首先，儒家经济圈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主导力量。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是根之所在。2016年中国大陆GDP约占儒家圈经济总量的60%，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力，中国经济的中心地位使儒家经济圈的内涵价值更加凸显。回看历史，儒家圈的发展与曾经的辉煌也主要是围绕中国的经济实力而实现的。
第二，儒家经济圈内部的经贸与投资关系拥有非常高的耦合性，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度比较高。除中国澳门外，中国大陆是儒家经济圈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是中国大陆最大的FDI来源国，中国也是韩国第二大FDI投资目的地。近年来，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等金融融投资体系的建立，将会对世界投资贸易体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儒家经济圈之间的经济发展阶段、贸易互补性、战略资源禀赋差异性及区位优势，都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比较理想或优先发展的经济区域。
第三，儒家圈各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交通管理和物流体系的运转效率相对较高，经贸合作的交通中转枢纽地位突出。儒家圈之间较为相近的地理优势又进一步增强了内部经贸往来的利益前景。在2016年世界机场排名中，北京首都(第2名)、东京羽田(第5位)、香港赤鱲角(第8位)和上海浦东(第9位，如果将上海浦东和虹桥合并统计，2016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1亿人次，成为全球第5个航空旅客跨入亿级“俱乐部”的城市)跻身全球十大繁忙机场。此外，广州白云(第16位)、新加坡樟宜(第17位)也排名靠前。在2016年世界十大港口排名中，有七个来自于中国大陆，而除阿联酋迪拜港之前，九大港口全部来自于儒家经济圈，分别是上海港(第1名)、新加坡港(第2名)、深圳港(第3名)、舟山港(第4名)、香港港(第5名)、釜山港(第6名)、广州港(第7名)、青岛港(第8名)和天津港(第10名)。
第四，儒家经济圈拥有显著的人口红利优势，人口总数达16.81亿人 ，是欧盟人口的3.3倍，美国的5.4倍，印度的1.36倍。相近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相对根源性的文化认同，加之近邻关系和便捷的交通，这些要素叠加人口优势，已经在旅游服务市场产生了市场红利。目前，中国大陆是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儒家圈“兄妹”第一大入境旅游客源地。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当前中国大陆游客最热门的10大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分别为泰国、韩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印度尼西亚、越南；人气最高的前十大目的地城市是：曼谷、首尔、香港、台北、新加坡、东京、大阪、吉隆坡、清迈、澳门。可以看出，儒家圈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一目了然。在中国入境游方面，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日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澳门、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位列十大客源地，儒家“兄妹们”全部入围。不仅中国游客偏爱儒家圈，儒家圈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旅游往来关系也很紧密。比如，新加坡入境游客人排名前三位的来源地是中国大陆、日本和韩国；韩国入境游客前三位是中国大陆、日本和美国；日本排名前三的是中国大陆、韩国和中国台湾。
第五，广泛、频繁且特色鲜明的文化交流，折射出儒家圈的文化同根性，是儒家圈文化交往与经济合作的重要纽带。改革开放后，港台影视剧、日剧及动画片、韩剧乃至新加坡电视剧等，是深受中国大陆消费者喜爱海外文化产品。近年来，《甄嬛传》、《步步惊心》、《还珠格格》等国内热播影视剧，在儒家圈内部也有较高热度。日本动漫、韩剧、港台歌星、中国历史剧等，在儒家圈之间有着广泛的消费热度；书法、绘画、文学、围棋等文化形式，在儒家圈普通民众中同样拥有很高的认可度和参与者。
尽管儒家圈之间在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发展模式等多方面有很大差异性，但在文化根源性和现实的经济利益等方面，藕断丝连，交融互利，相生相伴。儒家圈之间显著的耦合关系决定了，其庞大的经济体量同时拥有较强的结构性张力，持续增长能力也很强。
求同存异共谋发
近几年，儒家圈之间多有隙缝，分歧多于共识，错失了一些重要的战略合作发展机遇。“和而不同”本是儒家思想最为精华的发展理念之一，历史上儒家圈的和谐发展因“不同”而趋利相“和”。这些年由于缺乏对趋利相和的战略认同，儒家圈彼此间将合作共赢的“资产”变成了阻碍发展的“负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儒家圈内的国家彼此若能跳出自身发展的思维局限性，关注文化的根源性和经济的耦合性所凝聚的发展共识，求同存异，能够给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乃至世界带来更加积极的发展力量，为世界人民创造福祉。
首先，为建立广泛深远的战略合作，儒家圈彼此应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将发展差异化视为一种互补优势，增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学习和交流。日本是儒家圈乃至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日本社会有许多发展经验、管理方法和资源积累优势，都值得儒家圈的其它国家和地区学习与借鉴。日本国民的教育与素质良好，社会以中产阶层为主，和谐程度相对较高，践行了敬天爱人与天人合一。日本社会的基础研究实力令人瞩目，近年来产生了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科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较高。虽然日本常常被看作是一个文化独特封闭的国家，但事实上，19世纪以前一直向中国学习，明治维新后向欧美学习，日本其实是一个不断追求向外学习、消化吸收、实现自我发展的国家， 在东西贯通与古今融合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绝对的开放与相对的保守，也是前文所谈到儒家文化重学习、务实、中庸的表现。全球化时代，日本产生了一批世界级企业，如丰田、新日铁、日本精工轴承等等，也产生了像JIT， TQC以及精益制造等影响世界的原创管理思想。日本社会走过的发展道路及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值得儒家圈学习。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是曾经的“亚洲四小龙”，在转轨经济和社会转型方面，亚洲四小龙是为数不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后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韩国拥有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学习和效仿日本企业，韩国也产生了三星、现代汽车等一批世界级企业。华人和华裔占多数的新加坡是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国家，在东方文化与西方社会制度的融合性方面，新加坡有很多成功经验。同时，在东西方政治关系管理的中庸之道与合作共赢发展目标，新加坡方法也是“和而不同”理念的巧妙运用，值得儒家圈学习。与新加坡相似，中国香港的社会管理体系融合了儒家之道与西方之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其次，凝聚共识，积极构建一体化经济发展体系和商业合作协作机制。儒家圈应高度重视彼此间紧密且庞大的经济利益，以及细丝相连的经济耦合度。一方面，积极构建儒家经济圈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及相关的FDI、汇率、清算等制度等。在东盟自由贸易的基础上，重点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早日实现10+3自由贸易发展格局。另一方面，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充分发挥勤勉工作、开放学习和注重教育等儒家文化力量及形成的独特劳动力资源禀赋，加快促进儒家经济圈劳动力市场和知识经济的自由流通，使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能够协同发展。
第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假若笔者上述有关儒家圈协同发展的战略构想得以实现，儒家经济圈的内部协同效应不断被夯实，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与创新发展的核心力量之一，这或许是对儒家思想中“和而不同”理念的最佳实践，也不啻为中国向世界展现文化自信的最佳例证之一。儒家圈建立的广泛、紧密且相互学习与包容的发展机制，也会对日渐增强的反全球化主义产生正面的冲击。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儒家圈共同努力成为“再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促进全球新一轮发展，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此外，将先哲“天人合一”的理念带到全世界，为全球关注的地球保护行动和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一种发展思路和解决方案，这或许可以开创一个人类发展的新时代。(转载自FT中文网)
